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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信息的再解读(《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巴蜀书社2013年,56-68页)

《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信息的再解读[①]

骆海辉

一、引  言

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从诗学层面审视“出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辞和题词、题记、序言交流情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提示、公众外文本和私人内文本等13个类型的副文本”,“创造性地把文本边缘纳入叙事学的考察范围,填补了叙事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分析小说叙事结构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②]近年来,国内学者借鉴副文本理论,卓有成效地开展文学、文艺学与翻译学研究。例如,万岩竹从互文性角度分析了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童文学系列,认为“副文本构筑的灵动空间讲述了故事外的故事”[③];王辉探讨了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发现“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但在副文本中, 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④];修文乔“通过对傅译序言、献辞等副文本的整理、归纳、分析,总结出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⑤];徐来在英译《庄子》研究中,“除了研究文本内容的翻译以及译注外,译者的序言、译者邀请有关学者撰写的导言等材料也纳入研究范围”[⑥];朱桃香讨论了“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彭林祥、金宏宇研究了“作为副文本的新文学序跋”[⑦];基于副文本描述,黄海翔对《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了‘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译者对源文本的误读反映了译者本人及译者所属群体的社会心理及意识心态观念” [⑧];分析了东方主义对典籍复译的影响,指出“Minford译本基于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立场对孙子思想进行了曲解,采用了丑化翻译策略,体现了其东方主义的译者身份”[⑨];讨论了文化翻译观视角下典籍英译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即“视文本为平等交流的‘他者’,遵循以文本为依归的阐释辩证的原则,让始于文本的曲解止于文本”[⑩]。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极大地帮助了我们认识副文本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以及副文本理论在研究跨文本关系、分析小说叙事结构、评析译文的产生和接受等方面的学术指导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翻译研究中“副文本(paratext)是与文本(text)相对的概念。文本指译文本身,副文本指伴随译文的描述性材料(peritext)以及直接围绕译文文本特征的元话语(epitext)。伴随译文的描述性材料包括前言、导论、译跋、标题、插图等;直接围绕译文的阐述译文文本特征的元话语包括注释、评论、访谈等。”[⑪]但就《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而言,罗慕士译本丰富的副文本信息却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截止2010年5月,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21篇以《三国演义》英译研究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大多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几乎没有涉及文本之外诸多因素的考察与分析。张晓红以罗慕士译者后记中的话语分析指出其翻译目的是“使译文读者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即使西方读者读后,能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⑫];朱玉屏在商务部外事司网站上发表了“《三国演义》两个翻译版本的比较”[⑬]一文,借译本前言中的一些信息介绍罗慕士的译本;骆海辉援引了罗译本后封上的评论,却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而且将汉学家韩南的名字译为“哈南”[⑭],出现了引用错误。

因此,本文拟借鉴文艺理论的副文本概念,以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 1937-)翻译的《三国演义》全译本Three Kingdoms的副文本为考察对象,希望从其相关信息的解读中挖掘出副文本蕴涵的文献价值,供从事《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的同行参考。但是,受本文篇幅和笔者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仅考察了外文出版社1994年(28开)版(2006年重印)的《致谢辞》(Acknowledgments)、《序言》(Forward)、《后记》(Afterword: About Three Kingdoms)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重印)的节译本后封(Back Cover)上印刷的评介性文字。罗译本的其他副文本,如刘备等主要人物的12幅插画、官渡之战等11幅地图、“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等35幅与故事情节相关的插画、79页之长的译者后记、115个主要人物列表、26条重要事件纪年表、75条职官和专有名词表、12条缩写语表、120回译文的133页译者注释等,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非专文不足以详述,故本文没有涉及。

二、译本生成:出版社、研究机构与译者个人的作用

(一)中外出版社的组织作用

罗慕士在1976年由潘塞恩图书出版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了《三国演义》节译本《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之后,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翻译《三国演义》全本,而这个机会终于在1982年来了——时任外文出版社副总编的罗良(Luo Liang)先生邀请他翻译《三国演义》全本。于是,罗慕士在1983年9月从美国来到北京,着手《三国演义》全本的翻译。

因此,从罗译本生成的历史语境来看,首先是外文出版社担当了发起者的角色,起到了牵头性的组织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迫切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了解封闭多年的中国。在此历史语境下,成立于1952年的外文出版社,作为对外介绍中国的专业出版社,为了践行“用外文说明中国,以图书沟通世界”(Know China Through Books)的宗旨和坚持多年以来执着的发展方向,热情地邀请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希望向西方的读者传递中国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并通过《三国演义》来了解中国。”[⑮]副总编罗良先生和犹太裔中国学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安排罗慕士1983-1984年访问中国,并担任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在罗慕士的翻译过程中,外文出版社英语编辑室的各位编辑(尤其是几位高级编辑)、副社长徐明强(Xu Mingqiang)及副总编黄友义(Huang Youyi)为罗慕士提供了诸多便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与外文出版社建立的合作关系,堪称当时的一大创举。1984年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Brian George访问外文出版社,促成了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三国演义》英译本的意向;后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William Clung及James Clark与外文出版社的赵一鹤(Zhao Yihe)精心地安排了共同出版的相关事宜。另外,为了向西方读者提供最便捷的阅读服务,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外文出版社和罗慕士共同决定了译本的版式——即为每一章回的译文都增加注释,另外对小说文本撰写一篇延伸性评论。这样的译本版式,以最经济实用的方式将译本交与了中外读者,罗慕士的翻译也因此而符合了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条件。

可以说,外文出版社的热情邀请及妥帖安排,为罗慕士提供了来华研习、译介中国文化的机会,使《三国演义》英译史上第二个全译本的英译成为可能;而中美两家出版又与罗慕士共同决定了译本的体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最便捷的阅读服务;双方的合作既保证了罗译本在中国和美国的出版,又以各自的渠道保证了译本的发行,从而在客观上使更多的西方读者得以接触到这部伟大的中国历史小说,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二) 研究机构的资助起到了保障作用

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的活动还得到了一些研究组织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网站罗慕士个人主页[⑯]的文字中,他无一遗漏地提到了自己受益的研究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翻译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Translation Center, 1983, 1993)、美国国家文学艺术研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1983-84)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5-86)等。罗慕士在《致谢辞》中还特别提到,“1985-1986年期间,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提供的15个月的研究经费至少减轻了我一半的教学任务。”[⑰]

由此可见,出版社和研究机构为他提供的经费起到了保障的作用,保证了他生活无忧,从而得以顺利完成翻译工作。

(三) 译者个人的作用在于确定翻译目的与选择翻译策略

罗慕士作为译者选择翻译《三国演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在《致谢辞》中写到,“本项目的雏形是一部《三国演义》节译本,1976年由纽约梅林因书局出版,供大学课程教学使用。”可见,他最初翻译《三国演义》是出于满足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需要。但是他又为什么又要翻译《三国演义》全本呢?他在《后记》中指出:“《三国演义》与其他重要的中国小说一样,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了解中国的机会。”这句话既体现了译者对《三国演义》在中西交流中的价值判断,又表明了他的翻译目的是希望译本读者能够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来了解中国。

为了实现向译本读者传递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翻译目的,罗慕士在文本转换技巧上坚持以“异化”策略为主,“大量采用直译的方法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国家中去。”[⑱]然而,罗译本在翻译策略上最突出的特色却是加注。罗慕士在《后记》中指出,“译本的注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注释补充了《三国演义毛宗岗点评本》中删除或改写了的《通俗三国志演义》段落,目的是向读者提供比较两个版本的机会;第二类注释增加了毛伦和毛宗岗的点评,因为毛氏父子的点评文字在小说的许多版本里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类注释提供了有关汉朝的地名、人物、官制等历史信息。”为何120回的译文都要按章节添加这些注释呢?罗慕士在《后记》中解释到,“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们几乎都是在有关三国故事的舞台戏剧、广播节目、甚至连环画的陪伴下长大成人的,《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人名、地名、官名以及战役等不仅家喻户晓,而且已经融进了许多汉语谚语。但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尤其是首次接触小说的西方读者,则不可能熟悉到那种程度。因此,我希望这些有关历史信息的注释可以为他们提供阅读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罗慕士选择的翻译策略其实表明译者兼顾了原文作者与译本读者,不仅考虑了译本读者理解异域、异质文化的困难,而且也提供了可能的帮助。

由此可见,在译本生成的初期,译者个人的作用在于确定翻译目的并选择实现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事实上,罗慕士的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最终决定了译本的翻译体式与译本体式。翻译体式是指译本是全译,还是诸如摘译、编译、译述之类的变译。而译本体式则是指译本的呈现方式,即译本除正文之外还为读者呈现了什么。罗译本除了正文以外,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副文本,使罗译本避免了像邓罗(C. H. Brewitt-Taylor, 1857-1938)翻译的《三国演义》第一个英语译本San Kuo,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一样因为缺少地图、注释等背景信息而饱受诟病。而尤其值得一提的副文本是《后记》,这是译者提供的一篇导读性延伸评论,“对《三国演义》的时代背景、作者情况、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分别作了介绍和评论。……认为《三国演义》成书早在六个世纪之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一直在中国人民中间流传不衰,就因为这些人物和故事所表现的精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莎士比亚是把英国的编年史编成了戏剧,那么,罗贯中则是把流传于中国几个世纪之久的许多故事组成了一部高超的、包罗万象的演义小说。……还说明了译本的选译原则是突出小说的重点,尽量把小说的精彩部分介绍给西方的读者。”[⑲]

三、译本质量:译者与编校人员的合力

一流译本的质量主要依靠优秀的译者,但是罗译本的翻译质量却得益于译者和编校人员的合力:具有优秀译者素养[⑳]的罗慕士博士“八年磨一剑”[21],以流畅地道的英文精心译出了《三国演义》全本;而要求严格、知识渊博的译本校对者则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罗慕士在《致谢辞》中提到的译本校对者,除了C. N. Tay教授是以译者终身的良师益友及同事的身份担任译者的私人校对以外,另外几位校对者同样对提高译本质量贡献了特别的智慧、经验与学识。

(一)中方校对者任家桢

任家桢(C. C. Yin,Ren Jiazhen,1923—),上海市人,编审。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22],1950年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翻译。建国后历任《人民中国》、外文出版社、《北京周报》编辑和定稿人,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等重要著作的译校工作。2009年还与方正平合作翻译了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1920-2004)的作品《航空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出版。

罗慕士在《致谢辞》中特别地感谢外文出版社安排任家桢担任外文出版社的校对,因为“任先生认真细致地校对了全部译稿,并与我分享他的学识和经验,他的建议极大地提高了译文质量。”

(二) 美方校对者谢伟思

罗慕士完成译稿以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安排了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 1909 – 1999)担任出版社的校对。谢伟思于1909年8月3日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他随全家返美后,在国内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1933年通过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资格考试,同年6月担任美国驻中国昆明领事馆职员,1938年起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1941年春任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从童年开始的中国生活,使他会说一口标准的汉语(甚至会说流利的四川方言);多年的中国文化熏陶又使他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成为了当时美国外交界著名的“中国通”。

罗慕士在《致谢辞》中说自己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谢伟思)他的聪明才智。他优美的文笔使很多字词的翻译更加完美,而且他对译文文本和导言都敏锐地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译者本人如此高度的评价,足见谢伟思在提高译本质量方面的作用;同时,译者本人的溢美之词也表明了译者对谢伟思所做序言的认可与接收。

(三)美方校对者何谷理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安排下,何谷理(Robert Hegel,1943—)教授校对了译稿的前半部份。何谷理于196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学位,1970-1971年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专门学习汉语与书法,197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日本文学博士学位,是随着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名研究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曾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东亚系主任。主要著作有198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198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理查德·海诗纳(Richard C. Hessney)合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自我表现》(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年塔特尔出版社(Tuttle Publishing)重印了邓罗(C. H. Brewitt-Taylor)翻译的《三国志演义》(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何谷理教授撰写了颇有见地的导言(Introduction)。

因此,具有深厚汉学修养和明清小说研究专长的何谷理教授,当然能够像罗慕士在《致谢辞》中说的那样“对译文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

四、译本传播:序言作者与评论者的独特推介

(一)序言的魅力源自作者独特的体认

谢伟思在《序言》中以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体认力陈《三国演义》小说在中国的影响:1942年期间,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炮火,他们全家与一群中国政府官员、工程师和记者等从成都逃往兰州。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不知名的小镇,还是围墙耸立的诸葛亮上演“空城计”的地方,正是三国时期的古战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无论是在茶馆听说书,还是偶尔去看戏,他的父亲都会说“可能出自《三国演义》”。而在读了《三国演义》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四川更像“诸侯的天下”,军阀之间的你争我斗,生动地上演了一幕幕三国大戏。他还提到,共产党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领导人“最喜欢的书包括《三国演义》,就连行军打仗也总是带在身边,俨然将之用作了一部可供参考的军事手册”。戴笠在1932年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完全是以《三国演义》中兄弟结义的方式组建起来的……。总之,中国文人依据它证古察今,百姓看戏听书乐而忘忧。或许,在谢伟思的心中,《三国演义》不仅是他自己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而且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他“……很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即《三国演义》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仅凭这一点,《三国演义》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并理解中国。”而在谢伟思眼里,“《三国演义》为何值得一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更具普遍性,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那就是,至少在过去的400年里,《三国演义》一直深受中国人喜爱,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受众。识文断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小说;目不识丁的人(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则通过说书、戏剧和口传,也对小说耳熟能详。简单地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包含了刺激与悬念,勇气与懦弱,忠诚与背叛,权力与阴谋,侠义之气与治国之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规,兄弟之情与宗室之争,在各种冲突之中生动地展现了所有的小说元素。我以为,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三国演义》都是一部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

谢伟思在《序言》的最后两段才说罗慕士博学而有恒心,译文忠实练达,说明和注释均为不可多得的导读。“我们幸运地有了这部由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它不仅是崭新的全译本,也是第一部提供了详尽注释的译本。罗慕士教授出色地保存了中文文本的活力与味道。他更以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创造出了清晰的译文,使我们能够享受原著的精妙与文字的优美。小说中的诗歌非常重要,而罗慕士翻译的诗词,大多数就仿佛是来自灵感的原创。”

谢伟思的《序言》力图以文字告知、游说、建议和控制读者,而他本人生命中浓厚的中国生活背景、传奇的外交生涯和凄婉的个人境遇,更为他的序言赋予了独特的吸引力。根据王勇[23]、赵红[24]等学者的史学成果:1944 – 1945年,谢伟思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50多次谈话,向美国政府写了100多份报告,内容涉及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并且预言“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等。他客观、公正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才能使他成为了“毛泽东的朋友”,“一个了解延安和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却也使他成为了“麦卡锡主义”惨烈的受害者之一,成为“失去中国的替罪羊”。1945年他在美国国内被捕,后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及新西兰,直到1957年美国国务院才恢复了他的外交官身份,但得不到任何重用,被迫于1967年离开了他钟爱的外交事业。1971年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参观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成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他应美国“外交委员会”的要求,做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报告,为中美建交贡献了自己的智慧。1984年,应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1993)之邀,一同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进行采访。晚年的谢伟思生活在纽约,直到1999年2月4日在家中安然辞世。

(二)权威的评介促进译本在世界的在场、接受与消费

在美国出版的节译本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Bridged Edition)后封上印有汉学家撰写的评介性文字[25],其主要功能不是要使文本周围显得美观大方,而是为了使译本获得理想的读者,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译者的文本意图与艺术意图。

1.余国藩及其译本评介

余国藩[26](Anthony C. Yu,1938—),以1977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册英译本《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饮誉学界,著有《重访巴拿撒斯山》(Parnassus Revisited: Modern Critical Essays on the Epic Tradition)、《信仰的语形学》(Morphologies of Faith: Essays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Honor of Nathan A. Scott, Jr.)、《余国藩西游记论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从历史与文本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教问题》等著作及若干论文。他治学严谨,无论是花十年之功对《红楼梦》中情欲与虚构问题的重审,还是对《西游记》的版本、寓言特质及史诗的考察,均见解独到,论证严密,向来是既以精研西方文学与宗教而称享誉西方学界,又以对《西游记》、《红楼梦》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理解而饮誉汉学界,堪称学贯中西的学术权威。长期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并且担任该校唯一的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近40年,现为该校巴克人文学讲座荣退教授。他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

余国藩教授的评论将《三国演义》比作“中国的《伊利亚特》”,以西方读者固有的阅读经验来拉进读者;认为它“在中国的五部古典小说中位列第一”,以原著在中国文学史的定位吸引读者。说《三国演义》“不仅以叙事史诗的笔法描绘历史事件,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极强的娱乐性;而且成功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治军将帅,治国谋士,忠孝义士,背义政客,个个栩栩如生,令人难忘,他们的故事历经五个世纪而不衰。”最后指出“罗慕士的译文超级优美,富有学术性。在未来的多年里,该译本将给西方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魅力。”

2.白芝及其译本评介

白芝[27](Cyril Birch,1925—),1925年出生于英国博尔顿,1948年获得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为《古今小说考评 (Ku-chin hsiao-shuo: A Critical Examination)。1948-1960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中文讲师,1960-1966年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副教授,1966年起任教授。1958-1959年任斯坦福大学中文客座讲师,1958-1959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1963-1964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员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研究员。《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编委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专长为中国白话小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及明代戏剧,著有《明代短篇小说选》(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 1958;1959);《明代传奇选读》,199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编有《中国各体文学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197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十四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中国神话与传说》(Chinese Myths and Fantasie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译著有《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Mudan Ting)等。

白芝教授的评论认为罗译本是“一部华丽辉煌的全新译本。译笔精妙,对话自然;战争描写,尤为生动,遣词精当,行文高雅。译本之美奂,毫不亚于原著之绝伦。”

3.韩南及其译本评介

韩南[28](Patrick Hanan,1927- ),1927年1月4日出生于新西兰。1960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1954-1963年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1963-1968年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现为托马斯讲座教授)至今。1987-1996年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研究领域为中国白话小说、金学及红学、清初作家李渔研究、晚清言情小说和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成果有:1973年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中国早期的短篇小说:一个批评理论纲要》(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l967年刊于哈佛亚洲学报并有单行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撰述考》(The Making of the Pearl-Sewn Shir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1973年刊于哈佛亚洲学报也有单行本;《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间题的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197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小说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197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尹慧抿译成中文,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渔的创作》(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他的《肉蒲团》(The Carnal Prayer Mat)英译本,是首次从汉语直接译成英文的译本,语言生动流畅,远胜于以前从德文转译的旧本,1990年由纽约白朗汀书系(Ballantine Books)公司出版;他翻译的李渔的《无声戏》(Silent Operas),1990年由仁迪腾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恨海:世纪之交的中国言情小说》(The Sea of Regre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1995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韩南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对罗译本的书评,印在后封上的是其中的一段文字:“《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是一部由罗慕士译成英语的战争史诗,原著忠于史实,译文生动流畅……《三国演义》的故事,一直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想象力。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声称在他指挥那些最终为他夺得政权的战斗中,《三国演义》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

4.魏斐德及其译本评介

魏斐德[29](Frederic Wakeman, Jr, 1937- 2005),195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5年获加利福尼亚远东史博士学位,2005年9月14日因患癌症在俄勒冈州沃斯维葛湖病逝。自1965年起,他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任教,曾任伯克利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代表性著作有: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洪业:清朝开国史》(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上海歹徒: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等,另有论文约150篇。他的著作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1987年颁发的列文森奖、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颁发的伯克利奖以及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最佳书籍奖。另外,由于他对美国中国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曾被授予“伯克利最高奖章”。

魏斐德的评论认为“罗慕士优雅而练达地翻译了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演义小说,以极富魅力的直率巧妙地传译了原作戏剧性的情节叙事。英语读者现在终于可以藉此而理解为何这部成书于15世纪的小说会如此持久地从谋略上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政治观念。”

简言之,几位汉学家的评介性文字,清晰地向西方读者表明《三国演义》与罗慕士的英译本如何在世界在场、接受与消费,既是面向西方读者的精彩导读,又是对罗译本的权威评价。同时,他们具有的西方汉学家身份以及突出的学术成就,不仅显示了他们的评介是负责任的,而且也为罗译本增添了权威性,促进了罗译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也为罗译本的译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支撑。

五、结  语

在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本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罗慕士个人拥有的汉学知识、母语能力与翻译技艺使罗译本成为了《三国演义》诸多英语译本中最好的一种,但中美出版社编校人员的校对、修订同样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尤其是精通汉英语的中国专家任家桢,在罗译本成文过程中起到了“把关”的作用;谢伟思、余国藩等人对《三国演义》故事、《三国演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介绍以及对罗译本译文质量的评介,则对罗译本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导读和推介作用。同时,他们又都具有“中国通”或专家学者的身份,他们撰写的序言、评论颇有权威性,进而也为罗译本文本赋予了“权威”的色彩,促进了罗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与传播。

罗译本成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诸多相互作用的复杂原因,但我们仅考察了《致谢辞》、《序言》及译本评论等三种类型的副文本,关注点可能有些狭窄。然而,我们尝试性的努力至少说明我们急需多角度地、深入地评价罗译本的价值,如进行罗译本与邓罗译本的比较研究、罗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收研究,以及从史学的角度开展《三国演义》英译史研究、从海外中国学的视角去探讨西方汉学界对《三国演义》乃至“三国文化”的研究等等。诚然,由于相关研究资料过于不整,本文使用了来自互联网的“二手”资料,这可能难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的严肃性,但是丰富的互联网信息的确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评价罗译本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日臻发达而用户众多的互联网在罗译本乃至《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的海内外传播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绵阳师范学院 副教授)




[①]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三国演义》中的汉语文化词汇英译研究”(编号XBZX0914)。本文原题为“《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副文本解读”,载于《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第65-71页。本次有所修订,“译者个人的作用在于确定翻译目的与选择翻译策略”部分为全新的内容。

[②]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4):39

[③]万岩竹,从容愉悦的阅读空间——从互文性角度分析单瑛琪的“小哥俩”系列[J],时代文学,2007 (1):90

[④]王 辉,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6):122

[⑤]修文乔,从傅译副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 (6): 66

[⑥]徐 来,英译《庄子》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3

[⑦]彭林祥 金宏宇,作为副文本的新文学序跋[J],江汉论坛,2009 (10)

[⑧]黄海翔,《孙子兵法》复译中的文化误读与译者身份——基于副文本描述的Minford译本个案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09 (2):67

[⑨]黄海翔,东方主义对典籍复译的影响——基于副文本描述的《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个案分析[J],宜宾学院学报,2009 (5):88

[⑩]黄海翔,论文化翻译视角下典籍英译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 以《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中“诡道”的文化误读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1):57

[⑪] Sehnaz Tahir-Gürçaðlar,2007;转引自黄海翔,论文化翻译视角下典籍英译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 以《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中“诡道”的文化误读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1):57

[⑫]张晓红,从《三国演义》的不同英译本来看翻译目的对翻译质量的影响[J],南京工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38

[⑬]朱玉屏,三国演义两个翻译版本的比较(节选一、节选二、节选三),商务部外事司网站http://wss.mofcom.gov.cn/aarticle/a/d/200804/20080405481503.html(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⑭]骆海辉,最近10年《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述评[J],文教资料,2009(6):33

[⑮]朱玉屏,三国演义两个翻译版本的比较(节选一),商务部外事司网站http://wss.mofcom.gov.cn/aarticle/a/d/200804/20080405481503.html(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⑯]纽约大学网站罗慕士个人主页http://as.nyu.edu/object/mossroberts.html(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⑰](明)罗贯中著;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4(2006重印) (凡本文提及的译本《致谢辞》、《序言》、《后记》等引文出处不再特别注明)

[⑱]张浩然 张锡九,论《三国演久》罗译本中关于文化内容的翻译方法,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5):56

[⑲]参见王丽娜 杜维沫,《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6(4):74

[⑳] 关于罗慕士具有的优秀译者素养,参见骆海辉,论典籍英译的译者素质——罗慕士个案研究[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0页至75页

[21]颜 庆,翻译《三国演义》的美国人[N],四川日报,2001年7月13日,(www.sichuandaily.com.cn;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22]参见上海圣约翰科技大学人物志3: http://www.lib.sju.edu.tw(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23]王 勇,谢伟思——一个了解延安和中共的美国外交官[J],党史纵横,2006(3)

[24]赵 红,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J],延安大学学报,2006(4)

[25]著名汉学家余国藩、白芝、韩南、魏斐德评介《三国演义》罗译本的文字皆出自于此。参见http://books.google.com.au/books?id=Sc-shy_ZOMkC&printsec=frontcover&hl=zh-CN#v=onepage&q&f=false(引用时间 2010年6月4日)

[26]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116308.htm(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27]参见豆丁网“西方汉学家一览”http://www.docin.com/p-273930495.html(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28]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58.htm (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29] 参见王平,魏斐德的治学与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站http://www.cass.net.cn (引用时间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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