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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 时 期 书 法
三 国 时 期 书 法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 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 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 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 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 会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 操
gunxue.jpg (12219 bytes)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 诞
    韦诞,事迹参本书文学部分。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
    邯郸淳,事迹略见本书文学部分。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 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 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 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 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smf.jpg (25227 bytes)晋司马芳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摘自赵西尧等著《三国文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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