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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生平及诗歌研究失误辨正

李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家于洛阳,晚年寓居长安兰陵里。中唐著名诗人之一,尤长绝句。明人胡应麟谓:“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1]他“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2]是有唐一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边塞诗人。自柳宗元作《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他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其中,李肇《唐国史补》、两《唐书》本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洪迈《容斋随笔》、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是研究其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御览诗》、《文苑英华》、《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等是研究其作品的重要依据,但这些资料多非全璧,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或纰漏,严重影响其人、其诗研究的正确方向,因此不能不辨,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 李益非“大历十才子”成员

 

“十才子”一语,首见唐人姚合《极玄集》:“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其中并无李益。宋人晁公武、陈振孙等亦皆袭姚说,人员没有任何变化。《郡斋读书志》卷四:“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纶与吉中孚、钱起、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有诗名,号‘大历十才子’。”

将李益厕于“大历十才子”之列,始于宋人洪迈,此亦“十才子”成员混乱之始。他在《容斋随笔》中说:“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合同。却将愁与病,独对郎陵翁。’纶和诗:‘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向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3] 洪迈没有详举“十才子”名录,他所称的“大历十才子”姓名亦不得而知,但将李益列入,已与《极玄集》不同。

从计有功的说法中或许能窥见洪迈“十才子”的基本面目:“‘大历十才子’,《唐书》不见人数,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湋、李嘉祐。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湋、李端。”[4]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三亦云:“唐‘大历十才子’传闻不一,江邻几所志乃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发、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审。”此二家所称的“大历十才子”中,李端、卢纶、钱起、司空曙、苗发、耿湋、夏侯审、吉中孚等八人,名字与《极玄集》、《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相同,但将韩翃、崔峒换成了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李益、吉顼五人中的两人。此五人中,皇甫曾、李嘉祐、郎士元和吉顼,宋代以后,已甚少见于各种版本的“大历十才子”名录,惟以李益为“大历十才子”成员的说法绵绵不绝,甚至在现代研究者中亦屡见不鲜。如《唐百家诗选评》第八卷引时天彝评语云:“李益与卢纶中表唱酬交赞,在‘大历十才子’中号为翘楚。”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札记》亦云:“若论绝句,则李十郎之雄浑高奇,不特冠冕十子,既太白、龙标亦当退让。”宋育人《三唐诗品》又曰:“姑臧李益,字君虞,其源出于丘希范、吴叔庠,参宗于摩诘。长于托咏,朗润峰华,正如落花依草,妍然妩媚。余作少衰,开晚唐之派,大历十人,固其杰也。”

但从现存有关“大历十才子”得名的资料看,李益并非“十才子”成员,将其列入,显然是错误的。为了澄清事实,避免再滋纷扰,实有辩正之必要。

其一,唐人言“十才子”或相关事件,未见提李益者。除前述与李益同时的姚合在《极玄集》中言“十才子”而不提李益外,其它诗文酬唱亦未言及。《郡斋读书志》卷四谓姚合“元和十一年逢吉知贡举举进士”,《唐才子传》称姚合“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家”。贾岛有《重酬姚少府》、《寄武功姚主薄》、《宿姚少府北斋》、《宿姚合宅寄张司业籍》、《夜集姚合宅期可公不至》、《黎阳寄姚合》、《酬姚合校书》等诗,姚合有《喜贾岛至》、《送贾岛及锺浑》、《别贾岛》、《寄贾岛》、《寄贾岛时任普州司仓》、《洛下夜会寄贾岛》、《寄贾岛浪仙》、《喜贾岛雨中访宿》、《闻蝉寄贾岛》、《哭贾岛二首》等诗,可知姚、贾关系非同一般。而贾岛又是李益好友兼崇拜者,有《投李益》、《再投李益常侍》等诗,且与李益、韦执中、诸葛觉在洛阳天津桥南山中联句,可知彼此相熟。因此,李益是否“十才子”成员,姚合必然详熟,姚合既然在与贾岛的长期交游唱和中未提及李益为“十才子”中人,则说明他本来就不认为李益在“十才子”之内。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大历十才子”无可争辩的成员卢纶,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湋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辄有所训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得耿湋司法书因叙长安故友零落兵部苗员外发秘书省李校书端相次倾逝潞府崔功曹峒长林司空丞曙俱谪远方余以摇落之时对书增叹因呈河中郑仓曹畅参军昆季》二诗,所忆曾“风尘追游”的“长安故友”中,除未见韩翃、钱起二人外,皆与《极玄集》同,可见他所谓“负当时盛称”的“长安故友”即“大历十才子”。至于韩、钱二人的缺位,胡应麟认为:“韩翃、钱起不与,恐其间章句脱落” [1]。而《旧唐书·钱徽传》、《旧唐书·李虞仲传》中又皆明言韩、钱二人为“大历十才子”成员,但俱未提到李益。                                                                                                           

其二,“十才子”本依附豪门,得名于权贵名流社交场合的文咏唱和。如《旧唐书·钱徽传》云:“父起,天宝十年登进士第,……。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行于图画。”《唐才子传》亦云:“时令公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延纳俊士,端等皆在馆中。”《旧唐书·李虞仲传》:“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升平公主,贤名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才子,曰:‘诗先成者赏……’。”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端擅场》等亦有类似记载,只是未提“十才子”一语。

李端等号称“十才子”,最初是在强调这一团体的交游唱和性质,并未在意个体名声或整体诗歌创作水平。如《极玄集》称李端与卢纶诸人因“唱和”而号“十才子”(尚未称“大历十才子”),卢纶在其诗中也强调与李端等人“风尘追游”,而“负当时盛称”的基本事实。“大历十才子”之称乃后人所加,最早出现于《旧唐书·李虞仲传》,说李虞仲之父李端等因“文咏唱和”而“驰名都下”,才得“大历十才子”称号。但“十才子”的创作水平参差不一,后人对此甚有看法。《分甘余话》卷三:“发、审诗名不甚著,未可与诸子颉颃。” 《诗薮》卷三《外编·唐上》:“中孚、审制作无闻,可疑。”《诗源辩体》卷二十一:“愚按夏侯审制作无闻,吉中孚、苗发所传甚少,故未可概述。”故胡应麟说:“余尝历考古今,一时并称者,多以游从习熟,唱和频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标目。中间或品格差肩,以踪迹离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绝,以声气合而不得离,难概论也。” [1]

将李益厕列“大历十才子”,本质上已在以才论人,是对 “十才子”的有意误读。与姚合等强调“十才子”在大型社交场合的“唱和”关系不同,洪迈等着眼的是才情,即使偶论“唱和”,也多以一二人之间私下的诗歌来往为主。如洪迈盛称卢、李和诗的“奇”,李慈铭推崇李益绝句的“雄浑高奇”,宋育人称颂李益“托咏”的“朗润峰华”和“妍然妩媚”。加之“十才子”中吉中孚、苗发、夏侯审的 “无闻”,“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5]的李益理所当然的成为以才情改造“十才子”、替换“无闻”者的种子选手。其实,这种刻意张扬“十才子”才情的倾向在《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中已经出现,如晁公武谓卢纶、李端等“皆能诗齐名”,陈振孙说“十才子”“皆有诗名”,已去姚合本意甚远。这种误读不仅有违历史真相,更会使李益研究误入歧途。

 其三,“十才子”得名的具体时间,在客观上排除了李益作为“十才子”成员的可能性。前述“十才子”成名于郭暧尚升平公主时,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永泰元年,七月,甲午,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可知,永泰至大历初应是李端等“十才子”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李益显然不具备成为“十才子”的条件。首先,尽管李益大历四年在东都第进士,较李端早一年。但其《送同落第者东游》诗却云:“东门有行客,落日满前山。圣代谁知者,沧州今独还。片云归海暮,流水背城闲。余亦依嵩颍,松花深闭关。”说明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尚在洛阳家中“闭关”读书、“圣代谁知”的“落第者”,除了失意,没什么名气,不可能象“十才子”那样出入权门,“风尘追游”。其次,“大历十才子”的活动中心在上都长安,而李益第进士前的活动范围以东都为主,这不仅能从其《送同落第者东游》等诗中看出,也能在其它作品中得以印证,如《上洛桥》:“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等等。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唐人最早言“十才子”,并无李益,应予肯定。后人以才情将李益列入,与当时李端等因交游唱和而称 “十才子”的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况且,“大历十才子”得名之时,李益主要活动在洛阳一带,空间上亦无缘厕入以长安为中心的“十才子”之列。故将李益归入“十才子”之中是错误的。

 

二“征人歌”、“早行篇”乃“征人歌且行”篇之误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之上卷皆录李益《送辽阳使还军》一诗: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

      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

      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

诗以“征人歌且行”开篇,形象描绘了东北边境早春难得的和平安宁动人景象,极富诗情画意,广为流传。但五代以来,论者误解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有断此诗为“征人”、“早行”两篇者。如《旧唐书·李益传》:“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 《新唐书·李益传》:“李益,故宰相揆之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图书见闻录》卷五《故事拾遗·雪诗图》:“李益者,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有才思,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障,如‘回乐烽前沙似雪’之句是也。”《唐诗纪事》卷三十:“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又有写‘征人歌’、‘早行诗’为图画者,‘回乐烽前沙似雪’之诗是也。”

(二)有谓此诗已佚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解题: “右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调郑县尉,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宪宗雅闻其名,招为集贤殿学士。负才籍士,众不能堪暴。其《献刘济》诗‘不上望京楼’之句,以涉怨望,诏降秩,俄复旧。益少富辞藻,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乐工以赂求取,被声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今集有从军诗五十篇,而无此诗,惜其放佚多矣?”

(三)亦有生吞活剥他人论述者。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集部三》:“昭德《读书志》谓集中所无《献刘济》‘不上望京楼’之诗,惜其放逸者多。检此本有之,可见此集在陈、晁时已分两本矣。”

诸家之误,最严重者在将此诗断为“征人”、“早行”两篇,其论皆出《旧唐书·李益传》,而《旧唐书·李益传》的描述则源于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歌曲。” 由于《旧唐书》在抄录《唐国史补》时,肆意删改,致使面目全非。

 比较《旧唐书·李益传》与《唐国史补》的叙述,可见:李肇不举题目,按先唐惯例以首句名诗,故曰“‘征人歌且行’一篇”。所云“天下亦唱为歌曲”者,则为李益的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亦见于《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诸集。《旧唐书·李益传》沿《唐国史补》旧例,但删繁就简,略去《夜上受降城闻笛》后两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将“天下亦唱为歌曲”改为“天下以为歌词”。又将“回乐烽前沙似雪”句前“又有云”三字删去,而在“受降城外月如霜”句末添加“之句”二字。最有戏剧性的是,将《唐国史补》“有‘征人歌且行’一篇”改为“其‘征人歌早行篇’”。 “有”写为“其”,“一篇”略为“篇”, “且” 形讹为“早”,“‘征人歌且行’一篇”遂为“征人歌早行篇”。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歌”、“篇”,皆为诗题标识要素,往往居于篇目之末,加之“征人歌早行篇”为六字,故依“歌”、“篇”二字位置,只能断为“征人歌”、“早行篇”三三结构,一诗由此变为两篇。

由上述分析可知,“且”、“早”之讹的始作俑者为刘昫所修《旧唐书·李益传》,但我们认为与李益时隔最近的唐人李肇所作《唐国史补》的记载应最为可信。迄今所见《唐国史补》版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三卷明嘉靖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册明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清抄本以及三卷《四库全书》本等皆作“征人歌且行”,即是明证。因此,“征人歌早行篇”的出现,实为传抄舛误所致。

《新唐书·李益传》几乎在抄录《旧唐书》,内容相同,唯有语词少许变动。如“与宗人李贺齐名”改为“与宗人贺相埒”等等。“‘征人歌’、‘早行篇’”随之变为“‘征人’、‘早行’等篇”,不光未觉“且” “早”之讹,所指范围也有扩大。晁公武抄录两《唐书·李益传》作解题,“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三句取自《旧唐书》,仅易“为”、“李”二字。“‘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抄自《新唐书》,唯去掉一“等”字,亦失察“且” “早”之讹,遂以讹释讹,误断李益集中“无此诗”。《图书见闻录》亦据《旧唐书·李益传》生发,唯将“画”易作“图写”,又加一修饰词耳,但误解殊甚,将“征人歌”、“早行篇”与“回乐烽前沙似雪”等二句混为一谈。《唐诗纪事》又据此而发,更为概约,不光略去“受降城外月如霜”一句,且逻辑混乱不堪,将李益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之首句“回乐烽前沙似雪”归于“征人歌”、“早行篇”中。

丁丙意在纠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但判断失误,以为公武所谓“无此诗”是指无“不上望京楼”篇,故谓“此本有之”,错上加错。“不上望京楼”篇本李益《献刘济》:“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华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至今各本皆录。

综上所述,可知“征人歌且行”本为李益《送辽阳使还军》首句,李肇即以首句名此诗。而此诗见于李益诗集所有版本,并非晁公武所云“已放佚”。《旧唐书·李益传》等所谓“好事者画为图障”的“征人歌”、“早行篇”实则李肇“‘征人歌且行’一篇”之误。此诗仅一篇,而非两首。

 

三 李益不可能“与李贺齐名”

 

李益与李贺齐名之说首见于《旧唐书·李益传》,《新唐书·李益传》继之:“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后人多据此立论,如《郡斋读书志》卷四:“益少富辞藻,长于歌诗,与宗人李贺齐名。”《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大历四年进士,歌诗与宗人李贺齐名。”但此说明显有误。首先,《从军诗序》曰:“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知李益生于天宝七载(公元748年)。而《协律钩玄》卷一云:“考贺生于德宗贞元七(公元791)年,殁于宪宗元和之十二(公元817)年,距李凭弹箜篌供奉内庭时几五十余年,长吉何得尚闻李凭之箜篌耶?”可知,二人相距四十三年。至贞元末(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李益五十七岁,而李贺方十四岁,如何“相埒”?其次,李肇谓李益“诗名早著”。韦应物《送李侍御赴幽州幕》亦云李益“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辟书五府至,名为天下知。”可知李益成名于中青年时代,而此时李贺尚未出生,又如何“齐名”?

 

四 “常曾”为“常鲁”之讹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均有《送常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川》诗:

凉王宫殿尽,芜没陇云西。今日闻君使,雄心逐鼓鼙。

行当收汉垒,直可取蒲泥。旧国无由到,烦君下马题。

但此诗《李君虞诗集目录》又作《送常侍御使》。究竟是“常”还是 “常”?

《全唐文》卷四二0常衮《叔父故礼部员外郎(常无名)墓志铭》云:“继夫人宏农县太君杨氏,大历九年三月乙卯,弃背于所封之邑,其年七月巳酉,安厝于细柳原……生次子宏农县令曾、叔子大理评事普、季子渭南县尉鲁。”可知曾、普、鲁本三兄弟。又《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吐蕃传》云:“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初鲁与其使崔汉衡至列馆,赞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乃邀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焉。”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传》:“遨汉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鲁与论悉诺罗入朝,道赞普语。”云云,可知”应为“

 

“五原饮马泉”非“九原饮马泉”

 

宋人周弼《三体唐诗》卷四录李益《过九原饮马泉》:

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流分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此诗令狐楚《御览诗》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全唐诗·李益集》虽题《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但注曰:“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作《过五原至饮马泉》,下注:“集作《盐州胡儿饮马泉》”。元好问《唐诗鼓吹》卷四作《胡儿饮马泉》。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张之象《唐诗类苑》、高棅《唐诗品汇》、刘一相《诗宿》、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等皆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张澍道光刊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又作《盐州道胡儿饮马泉》。可知,此诗唐人原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大多袭之,独周弼改“五原”为“九原”。又诸家记述中时而“盐州”,时而“五原”,使人徒增疑虑,故不可不辩。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何又名《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盐州”、“五原”是何关系?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盐州,下,隋盐川郡。武德元年改为盐州,领五原与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改为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 “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十年复置。”

可知,五原为盐州辖县,二者相距很近,贞观二年曾“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故《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亦即《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所指大同小异。

那么,“五原”与“九原” 是何关系?《过五原胡儿饮马泉》能否名为《过九原饮马泉》?答案是否定的。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二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在京师北二千二百六里,至东都三千四十四里。” 可知,九原为丰州别称,而五原为盐州属县,虽地皆属关内道,但相距千余里。又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第五册《隋唐分册》,唐九原(丰州)在今内蒙古乌拉尔特前旗西北约三百里黄河北岸,而唐五原(盐州)则在今陕西定边县长城内,绝对不能包容替代。

周弼改《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过九原饮马泉》,其错误首先是混淆不同朝代地名沿革。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但《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又云:“五原郡,开皇五年置丰州,仁寿元年置总管府,大业六年废。” 《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关内道》:“丰州,九原郡,下都督府,贞观四年以降突厥户置,不领县,十一年州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复置。…… 县二:九原,中下。永徽四年置。有陵阳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永丰,中下。永徽元年置。麟德元年别置丰安县,天宝末省。东受降城,景云三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宝历元年,振武节度使张惟清以东城滨河,徙置绥远烽南。中受降城,有拂云推祠。接灵州境有关,元和九年置;又有横塞军,本可敦城,天宝八载置,十二载废。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大同川之西有天安军,皆天宝十二载置。天德军,乾元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修复旧城。北有安乐戍。西受降城,开元初为河所圮,十年,总管张说于城东别置新城。北三百里有䴙鹈泉。”《元和志》卷四《关内道上》:“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址,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据此可知,丰州在汉、隋二代名曰“五原”,秦、唐之时又名“九原”,而唐盐州又治五原县,故周弼误以为唐五原即隋五原,遂以九原代五原,将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改为《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其次,误以“饮马泉”作“鸊鹈泉”。鸊鹈泉在李益诗中出现得较多。如《暖川》:“胡风冻合鸊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再赴渭北使府留别》:“平戎七尺剑,封检一丸泥。截海取蒲类,跑泉饮鸊鹈。汉庭中选重,更事五原西。”《早发破讷沙》:“破讷沙头雁正飞,鸊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此泉的位置,据《元和志》卷四《关内道》:“丰州,九原,下府。管州一、军一、城二:丰州、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天德军、西受降城在丰州城北八十里,北至碛口三百里。”“中受降城北至碛口五百里,西受降城北至碛口三百里。”又《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鹈鸊泉。……中受降城正北中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又五百里至鹈鸊泉,又十里入碛。”可知,鸊鹈泉在丰州城北约四百里处。周弼误以此“饮马泉”为“鸊鹈泉”,自然知道它在丰州,而丰州唐名九原,诗只能题为《过九原饮马泉》了。这是错误前提导致的错误结果。另外,李益诗中每次歌咏鸊鹈泉,皆直称其名。若此“饮马泉”为鸊鹈泉,则也应象它诗一样直呼“鸊鹈”,而不冠以“胡儿饮马泉”?可见,此泉非彼泉也。

周弼的妄改影响很大,清人辑注此诗,皆以“胡儿饮马泉”为“鸊鹈泉”。如高士奇注周弼《三体唐诗》卷四《过九原饮马泉》曰:“在丰州城北。”“鹈鸊泉在丰州城北,又名饮马泉。”《全唐诗》“胡儿饮马泉”下注:“鹈鸊泉在丰州城北,胡儿饮马于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致使今人多误以此注为李益自为,而诗之“胡儿饮马泉”亦即“鸊鹈泉”,实谬之太甚。

综上所述,可知此诗本题《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因唐五原为盐州辖县,故宋人又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周弼史地概念不清,混淆隋唐两“五原”,妄改《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过九原饮马泉》,应予纠正。李益出塞既到过唐“五原”(盐州),又到过隋“五原”(丰州),但各纪其地其事,不能混为一谈。

 

五 误收诗辨析

 

1〗《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夜上受降城闻笛》:

入夜思归切,笛声清(《才调集》卷八作寒)更哀。愁人不愿听,自到枕前来。

风起塞云断,夜深关月开。平明独惆怅,落(《才调集》卷八作飞)尽一庭梅。

从此诗版本源流看,《文苑英华》卷二百一十二将此诗归李益名下,却又注云:“一作戎昱”。唐人韦谷《才调集》卷八、韦庄《又玄集》卷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卷五、元杨士弘《唐音》卷四《正音三》“五言律诗”条、明张之象《唐诗类苑》卷六十六《乐部》“笛”条下,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之《戎昱诗集》等,皆题《闻笛》,收戎昱名下,而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则皆不录。唐人选唐诗的资料价值本不能忽视,宋元选本多据此而来。如清人《唐诗百名家全集》以宋本刊刻。“得百余家,皆系宋人原本,一一校雠而付之梓。”[6]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亦有宋本背景,最为世人所重。“古书自宋元版以来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7]因此,它们的记载是可信的。

再从诗歌内容看,李益有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诗中“回乐烽”为以其所在地回乐县命名的烽火台。《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灵州大都督府,隋灵武郡。武德元年改为灵州总管府,领回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五县。” “回乐,隋县,郭下。武德四年分置丰、安定县,属回州。十三年州废,并入回乐。”“受降城”指太宗受降城,即唐灵州城。据《旧唐书》卷三《太宗纪》记载,太宗贞观十二年八月幸灵州,在此招降铁勒、回纥、拔野古十一姓,被“尊为天可汗”,故称灵州为受降城。《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灵州,今理回乐县。……大唐为灵州,或为灵武郡。领县六:回乐、灵武、怀远、温池、安静、鸣沙。”又《嘉靖宁夏新志》卷三:“回乐县,《舆地广记》:‘在灵州故城之内’。”

综上所述,可知,李益“回乐烽前沙似雪”一篇中,“受降城”及“闻笛”意象皆备,且有史料可证,故题《夜上受降城闻笛》名副其实。而戎昱五言“入夜思归切”一篇,并无“受降城”意象,只在描写边塞戍客听到月夜笛声后的种种感受,故应题《闻笛》,而非《夜上受降城闻笛》。《文苑英华》、《全唐诗》等将其题为《夜上受降城闻笛》,作李益诗,应予纠正。此诗的归属,今人作过讨论,王梦鸥先生《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认为此诗可疑,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归戎昱名下,是正确的,但资料过于简略,故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2〗《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

东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时。片帆通雨露,积水隔华夷。

浩渺风来远,虚明鸟去迟。长波静云月,孤岛宿旌旗。

      别叶传秋意,回潮动客思。沧溟无旧路,何处问前期。

此为李端诗,见于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端集》卷四“五言排律”类,无“册立吊祭”四字,同书《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皆不录。“归中丞”即归崇敬,“册立吊祭”事在大历三年。据《旧唐书·新罗传》:“大历三年,宪英卒。国人立其子乾进为王,仍遣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贡方物,请加册命。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往吊册之。”时人皇甫曾皇甫冉耿湋李端吉中孚有《送归中丞使新罗》诗送之(详《全唐诗》卷二百一十《皇甫曾》、二百五十《皇甫冉》、二百六十九《耿湋集》、二百八十六《李端》、二百九十五《吉中孚》)。五人中,“二皇甫”登科、成名均早。“皇甫冉,字茂政,润州人,玄晏先生谧之后。十岁能属文,张九龄惊异之,天宝间与弟俱登第。”[8] 耿湋李端吉中孚三人登第虽晚,成名亦早。永泰、大历初,即与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前述李益家于洛阳,大历四年才在东都第进士。可知,大历三年时李益尚在东都,不过一落第士子而已,哪有资格和可能去攀饯归中丞这样的国使?故《全唐诗》将此诗收在李益名下,是错误的。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由于资料所限,认为“此诗尚不能断非益作”,“今难确指”,故予补正。

 

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

3〗《汉宫词》:

汉室长陵小市东,珠帘绣户对春风。君王昨日移仙仗,玉辇将迎入汉中。

4〗《江南曲》:

长乐花枝雨点销,江城日暮好相邀。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连宛转桥。

5〗《宿石邑山中》:

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

6〗《寄赠衡州杨使君》:

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阳太守虎符新。朝来笑向归鸿道,早晚南飞见主人。

此非李益之作,皆韩翃诗。首先,历来一些比较权威的版本如《御览诗》、《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及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等李益名下皆不录此四诗。而《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文苑英华》卷二百0一、《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杨士弘唐音》卷七唐韵正音》“七言绝句”条、张之象《唐诗类苑》卷三十三等所录之江南曲》,《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周弼三体唐诗》卷二“后对类”等所录之宿石邑山中》,《万首唐人绝句》卷二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五十五、张之象《唐诗类苑》卷四十九《职官部》“使君条”下等所录之《寄赠衡州杨使君》等皆署韩翃。个中语句略有小异,如《唐音》中江南曲》首句作“长乐花枝雨点斜”等等。另外,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韩君平集》卷下“七绝”第五首为《寄赠衡州杨使君》,第六首为《宿石邑山中》,第七首为《江南曲》,第十一首为《汉宫词》。《唐诗百名家全集·韩君平诗集》第三十九首为《寄赠衡州杨使君》,第五十七首为《宿石邑山中》,第五十九首为《江南曲》,第七十二首为《汉宫词》,我们认为这些记载是可信的。

其次,前代一些研究唐诗的专家所见亦为韩翃诗。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韩翃七言绝,如‘春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连宛转桥。’…… ‘ 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皆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人不易晓。” 胡应麟所举以上诸句中,“春楼”、“晓月”分别出自韩翃《江南曲》、宿石邑山中》二诗,故以上四首诗应为韩翃作。今人王梦鸥先生《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疑《汉宫词·汉室长陵小市东》非李益诗,将江南曲》、寄赠衡州杨使君》皆列为可疑作品。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据宋人收录情况,将《江南曲》、汉宫词·汉室长陵小市东》录韩翃名下,疑《宿石邑山中》“为李作”,又据“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阳太守虎符新”两句定寄赠衡州杨使君》为韩诗,但皆未作版本辨析,今予补正。

 

六《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之“盐州”为“丰州”辨

 

《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卷二,有《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一诗:

绿杨著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分流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李益集中,此诗题目版本最多,迄今所见有近十种。唐令狐楚《御览诗》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全唐诗》诗题下注:“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作《过五原至饮马泉》,下注:“集作《盐州胡儿饮马泉》”。周弼《三体唐诗》卷四作《过九原饮马泉》,金元好问《唐诗鼓吹》卷四作《胡儿饮马泉》。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张之象《唐诗类苑》、高棅《唐诗品汇》、刘一相《诗宿》、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等皆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张澍道光刊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又作《盐州道胡儿饮马泉》。

尽管众说纷纭,但眉目尚且清楚,问题的焦点集中于此泉是在五原、盐州还是在九原、丰州。而且,盐州、五原、丰州、九原又在何处?诗人意欲何指?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可知:“盐州,下,隋盐州郡。武德元年改为盐州,领五原与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改为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十年复置。”“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二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九原,永徽四年置。”以此来看,五原为盐州所辖一县,二者所指大同小异,概与九原、丰州无涉。但“旧是胡儿饮马泉”一句又在明白告诉我们,此泉所处原为胡地,后为唐得,故曰“旧是”。迹汉以来,胡汉以河为界,河北为胡地,营游牧生活;河南乃汉区,以农耕为业。盐州深入河南,怎会旧是“胡儿饮马泉”?如果此处“胡儿”指六州降胡,距盐州最近的胡居区——宥州亦有千余里。据《元和志》卷四《关内道四》:“新宥州,上,本在盐州北三百里。初,调露元年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开元十一年,康待宾叛乱,剋定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诸州,二十六年还其余党,遂于此置宥州。” 《旧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宥州,……去京师二千一百里,去东都三千一百九十里。”“盐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丰州,……在京师北二千二百六里,至东都三千四十四里。”宥、丰二州相距仅百余里,“旧时胡儿”怎会舍近求远,去盐州饮马?即使是胡儿真愿意而且能够在盐州饮马,李益《从军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又云:“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过降户至统汉烽》云:“统汉烽西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 可知,六州降胡依旧,为何“旧是胡儿饮马泉”,而当今不是?更为重要的是,唐五原即今陕西定边县,本在长城之内,将其与“旧是胡儿饮马泉”相联,实难自圆其说。

再从诗歌本身来看,这是一首典型的具有中唐风格的边塞诗,写景精丽而细致。首句色彩明丽,景色诱人,但见五原的原野上,杨柳拂水,丰草映目,风光绮丽,春意盎然。言情真切而沉郁,前四句因咏泉而思镇边之无人,后四句因咏泉而思客边之伤感,声律铿然,语意渊如。整体而言,“胡儿饮马泉”无疑是联结写景和言情的话语桥梁。因此,此泉是打开诗人情感世界的钥匙。但泉在何处?元郝天挺注《唐诗鼓吹》卷四《胡儿饮马泉》曰:“鄯善《长水经》曰:‘余至长城下,往往有泉窟,可以饮马。问之,皆秦筑城卒取水处也。’” 高士奇注周弼《三体唐诗》卷四《过九原饮马泉》曰:“在丰州城北。”“鹈鸊泉在丰州城北,又名饮马泉。”《全唐诗》“胡儿饮马泉”下注:“鹈鸊泉在丰州城北,胡儿饮马于此。” 检《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鹈鸊泉。……中受降城正北中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又五百里至鹈鸊泉,又十里入碛。”《元和志》卷四《关内道》:“丰州,九原,下府。管州一、军一、城二:丰州、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天德军。”“天德军、西受降城在丰州城北八十里,北至碛口三百里。”“中受降城北至碛口五百里,西受降城北至碛口三百里。”可知,“胡儿饮马泉”即鹈鸊泉,大约在丰州城北四百里处。李益诗中不止一次歌咏此泉。如《暖川》:“胡风冻合鹈鸊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再赴渭北使府留别》:“平戎七尺剑,封检一丸泥。截海取蒲类,跑泉饮鹈鸊。汉庭中选重,更事五原西。”《早发破讷沙》:“破讷沙头雁正飞,鹈鸊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分别以不同手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时空环境下鹈鸊泉周围的边塞生活状态和戍边客在不同季, 节的内心情态。其中《暖川》一诗的情感主题与《过五原胡儿饮马泉》简直如出一辙。

基于上述资料,可知此“饮马泉”应在丰州而非盐州。据《元和志》卷四《关内道》:“右三受降城,景龙三年张仁愿置也。初,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代之。先是,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人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婆葛,仁愿奏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西汉以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劳人费功,终为贼所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堆为中城,以东西二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斗、弁那山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前述《新唐书·地理志》谓“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鹈鸊泉”,而这“三百里”正好是仁愿“北拓”之地,因为“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故此泉只能“旧是胡儿饮马泉”。且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五原郡,开皇五年置丰州,仁寿元年置总管府,大业六年废。”《元和志》卷四《关内道上》:“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址,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与《御览诗》、《文苑英华》等较早版本所题的《过五原胡儿饮马泉》相合,这决非偶然。

此外,“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两句,分别用伪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和刘锟登楼吹笳退敌典故,喟叹国势衰微,时无英雄开边拓土的无奈。而于河北强筑三受降城、“北拓三百余里”、“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并因此改变“西汉以来皆北守黄河”被动局面的张仁愿,自然就是歌颂对象。此诗虽未直接颂美,但“胡儿饮马泉”一句已包含无限感慨之情。此心此意,全部寄托于《从军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韩公三城断胡路,汉甲百万屯边秋。”这又是盐州为丰州的另一间接证据。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此诗原题应为《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此饮马泉本指丰州城北的鹈鸊泉。因为唐世盐州有五原县,故后人又改为《盐州过胡儿饮马泉》。

 

七《长干行·忆妾深闺里》作者非李益亦非李白

 

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李益集》录《长干行》一首:“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 五月南风兴,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去来悲如何,见少离别多。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渺渺暗无边,行人在何处。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自怜十五馀,颜色桃花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同书卷一百六十三《李白集》将此诗录入《长干行二首》,卷一百一十四又收张潮名下。

究竟此为谁作?《全唐诗·李益集》题注:“黄鲁直云:‘李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其后篇(即“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作者注)乃李益所作,胡震亨从之,增入益集。” 明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李谪仙》亦云:“山谷云《太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妾发初覆耳’真太白作也,‘忆妾深闺里’李尚书益作也,所谓‘痴妒尚书李十郎’者也。词意亦清丽可喜,乱之太白诗中,亦不甚远。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别也。”似乎应为李益作。然检唐令狐楚《御览诗》、宋李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元杨士弘《唐音》、明刘一相《诗宿》等《全唐诗·李益集》的诗歌来源总集,李益名下皆无此诗。李益别集最早的两个版本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和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亦不录。这两个别集中,《唐诗百名家全集》以宋本刊刻。“得百余家,皆系宋人原本,一一校雠而付之梓。” [6]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亦有宋本背景,而为世人所重。“古书自宋元版以来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 [7]《全唐诗·李益集》亦是以此二本为基础编辑的。由此可知,认定此诗为李益所作是缺乏说服力的。

《全唐诗》外,亦不乏认定此为李白或张潮诗者。与《全唐诗》一样,蜀韦谷《才调集》也载《长干行》两首。其一为:“忆昔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其二为“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皆署李太白作。但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却云:“山谷尝辨《李太白集》中所载二诗,云‘妾发初覆耳’是李白作,后‘忆昔深闺里’一篇是李益诗。山谷虽能辨其非太白诗,而不知其为张潮作也。”顾陶《唐诗选》亦录此二诗,但“妾发初覆额”署一篇李白作,“忆昔深闺里”一篇则署张潮作。“明人吴勉学编、陆庆祥校订的《唐乐府》卷十三亦录两首《长干行》,其中“妾发初覆额”一篇署李白作。“忆昔深闺里,烟尘不曾识”署张潮作,但“行人在何处”后多“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薄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四句。下注:“今本无以上四句。”此外,陆庆祥还在诗中多处校订,如:“忆妾(一作昔)深闺里”、“思君下巴(一作江)陵”、“去来(一作思)悲如何”、“湘潭几日(一作人又作月)到”、“妾梦越(一作常)风波”、“朱衣满江(一作汀)中”、“薄(一作日)暮来投宿”等。根据上述资料,则此应署张潮诗为宜。

从内容看,李白《长干行·妾发初覆额》似乎也以怨妇口吻在倾诉:“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胡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但诗中男女“青梅”、“竹马”,“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折花门前剧”,并非养在深闺人不知。女子十四岁出嫁,男子十六岁远行,经商还是游学、求仕,不得而知。而《长干行·忆妾深闺里》则云:“忆昔深闺里,烟尘不曾识。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可知女子少时身居“深闺”,婚前与男子素不相识,女子远嫁“长干人”。“自怜十五馀,颜色桃花红。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说明女子十五岁出嫁,男子远行经商。两首诗在内容叙述上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彼此之间,毫无关系。

再看张潮《长干行·婿贫如珠玉》:“婿贫如珠玉,婿富如埃尘。贫时不忘旧,富日多宠新。 妾本富家女,与君为偶匹。惠好一何深,中门不曾出。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 远方三千里,思君心未已。日暮情更来,空望去时水。 孟夏麦始秀,江上多南风。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常恐游此方,果然不知还。 ”其中“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说明女子远嫁,婚前并不相识。“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说明男子是商人,与《长干行·忆妾深闺里》“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是一致的。“江上多南风”亦与此诗“五月南风兴”前后照应。尽管侧重点所不同,但二诗在整体内容上是相关的,叙事逻辑上顺延而不矛盾。

综上所述,可知,《长干行·忆妾深闺里》的作者既非李益,亦非李白,而应是张潮。

 

 

 

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内编[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卷六.

[2]李益.从军诗序[A]. 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C] .苏州:琴川书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卷二.

[3]洪迈.容斋随笔[M] . 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 卷九.

[4]计有功.唐诗纪事[M] .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6年.卷三十.

[5]蒋防.霍小玉传[A] . 张澍.李尚书诗集[C] . 道光二酉堂刊本.

[6]叶燮.唐诗百名家全集序[A] . 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C] .苏州:琴川书屋. 1702年.第2页.

[7]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卷四.

[8]高棅.唐诗品汇·诗人爵里详节[M] .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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