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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玺谋反:今人制造的古人冤案

日期:2014-11-13 12:25:35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王玺谋反:今人制造的古人冤案

蔡东洲  马  丽

四川平武报恩寺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九寨沟旅游大环线之上,掩映于深山古柏之中,被建筑专家誉为“明初罕见之遗构”。

宏伟壮观的大报恩寺缘何而建?报恩寺的导游们众口一词:寺院的创建者王玺包藏反明称帝的祸心,被朝廷发觉后又偷梁换柱,把建造的皇宫改成寺院。笔者初听此说,甚为疑惑,后经详加考察竟发现所谓的“王玺建宫谋反”原来是一桩今人制造的明朝冤案。

一、王玺乃明朝稳定藏羌的功臣

四川平武在明清时期称“龙州”,为氐、羌、汉、藏等民族杂居之地,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斗争激烈,历来是统治者关注的重镇;龙州又是古阴平道上的结点,其地势险要、环境复杂,成为历代南北兵家必争之地。

晚宋时期,蒙古大军不断突破蜀口防线,川北州县多被残破,加之这一区域为民族杂居之地。宋王朝不得不在这一区域实行特殊的管理体制,即允许这些区域的地方长官固守一方,且可以世袭。理宗绍定二年(1226)在龙州创设三寨长官司,赐进士出身的王行俭担任世袭长官。这便是平武土司的发端,也是王玺家族享有世袭特权的开端。

大报恩寺的创建者王玺便是王行俭的第八代子孙。王玺字廷璋,生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卒于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宣德三年(1428年)袭职,先后任龙州判官和龙州宣抚司佥事等职。王玺自小就“有丈夫之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1]。袭职以来,勤政爱民,政声远播,是明朝稳定藏羌的功臣之一。

其一,忠君爱国,功德有加。王姓土司自王行俭始,一直忠君爱国,不负朝廷重望。宋理宗开庆元年(1258 ),蒙古军攻占四川腹地,龙州守将王德新、石泉知军赵顺都先后投降,而时任龙州土司长官王行俭拒不投降,竭力抵抗,直到宋王朝灭亡才归顺元朝。明宣德八年(1433),西戎犯边,松、茂、叠溪等处番猓作乱,王玺协同当地另一土司薛忠义率兵征剿,平定这次叛乱。因其功劳卓著,大明王朝于次年升龙州为宣抚司,提升王玺为龙州宣抚司佥事。据报恩寺现存碑文记载,王玺“世守兹土,才雄志大,德政俱优”,王氏家族任职龙州以来,“享有爵秩,延及子孙,恩至渥也”。

其二,教化百姓,政绩显著。龙州为汉藏等几个民族杂居之地,且以少数民族居多,人多地薄,民生艰苦,番民文化水平低下。王玺在任期间,安抚地方番民,组织民众“僻东南堡栈,劝民开垦”[2],扩大农田,开荒种地,使龙州之地“民始丰饶”。为了提高番民的文化知识,王玺发动番民,筹集资金,大兴学校,聘请当时硕儒鲁卓吾先生,昼夜授学,以“涵育人才”,教化苍生。同时,由于当时差徭颇重,百姓不堪忍受,苦不堪言。王玺便“解囊分助”,济百姓于水火,番民甚是感激,深受百姓爱戴。

其三,子孙贤达,人才辈出。王氏家族世居龙州以来,家族显赫,子孙贤达,人才辈出。王玺不仅重视教化百姓,对子孙的教育尤为严厉,因此他的后代子孙中贤人名士众多。据记载,在王玺众多的孙辈中瀊和溥为最为贤能。王瀊是弘治举人,曾任湖广汉川令县,在任期间清廉,获得邑人爱戴。王溥是成化进士,正德时升任礼部主事。

王玺一生政绩显著,爱抚百姓,一心向佛,大兴学校,涵育人才,深受民爱。据《建祐圣宫记》载,王玺“莅政慈祥,讲究经传,务明大旨”[3]。正因为王玺在担任龙州判官和龙州宣抚司佥事期间,声名颇佳,死后被入祀乡贤。

二、报恩寺乃王玺奉英宗圣旨而建

王玺本来是明朝稳定一方的功臣,却被今人视为“建宫谋反”的乱臣贼子,其谋反的证据就是这座报恩寺。据传,王玺蓄意谋反,潜修宫殿,被朝廷发觉,遂改建为佛寺。实际上,历史文献和现存碑刻对报恩寺兴建的动机、过程、规模等交待得十分明确清楚。

首先,王玺创建报恩寺的动机有二:一是心向佛门,以善诱人;二是巩固王氏地位,宣扬家族功德。

佛教能使“人人兴起向善之心,而悖逆作慝者渺也”[4]。作为夷汉杂处之地龙州,佛教可以“化冥顽,抑强硬”。当时信佛者众多,“龙阳旧治青川,洪武中徙今乐平。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5]。而王玺本人“信向佛道,出于天性”[6]。家中收藏有《大藏经》一套,因而,欲建一刹来贮藏这套佛经,来昭显自己奉佛之心。可见,王玺心向佛门是其创建报恩寺的动机之一。

王玺建寺还有另一个动机就是巩固王氏家族在龙州的地位,宣扬王氏家族在龙州的功德。明代龙州一度有四姓土司,即薛氏、李氏、王氏、康氏,四姓皆享有领辖番众的世袭特权。其中薛氏祖先薛严的世袭特权亦系宋理宗所授,时间略晚于王氏。薛、王二姓土司虽为宋朝所封赐,且王姓土司的历史比薛姓久远,但到明朝,薛氏权位皆在王氏之上。据现存《建祐圣宫碑记》《敕修大报恩寺功德记》,作为龙州宣抚司佥事王氏的署名排位不仅在宣抚使薛氏之后,而且在宣抚副使李氏之后。尤其是薛忠义率军平定番人叛乱后,朝廷升龙州为宣抚司,而薛氏则世袭宣抚使,可谓显赫一时。薛忠义为张扬薛氏功德谎称在西征番人反叛中玄帝数次显灵,以致胜利凯旋,乃于宣德九年(1434)以“报神明,报君恩”为由创建了规模宏大的“祐圣宫”。薛忠义还在这座道宫落成之时泐石记事,记载了明宣德八年薛忠义奉诏率师出征,战捷凯旋,皇帝遣使嘉奖,从而给世人留下了平定叛乱全系薛氏之功,在龙州唯薛氏独尊的印象。

薛氏建造道宫、张扬皇恩和特权之举无疑刺激了王氏土司的攀比之心。王玺于宣德三年(1428)袭职,亦参加了平定番人反叛的战斗,《建祐圣宫碑记》仅一字不提,相反文末他还得署名认可,于是萌发建造佛寺的想法。正统四年(1439),王玺“欲大创寺宇,保障遐方”的愿望得到了明英宗的应允[7]。五年(1440)年,正式动工兴建,到十一年(1446)报恩寺殿宇告成。即时人李宽在《敕修报恩寺功德记》中说,“经营七载,始克完成”。景泰三年(1452),王玺去世。直至此时,殿内仍然没有装饰佛像。这六年中,王氏于报恩寺建设没有任何中举动,唯一的解释是王氏为修建报恩寺已罄尽家财,无力再装饰佛像,又不想让其他家族参与其事,分享其荣耀。其子王鑑袭职,为绍续先父之志,开始装修佛像。但这次不再是王氏单独运作,而是薛氏、李氏及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广泛参与。薛忠义、薛公辅、李爵等“谓兹殿宇完整,未有佛像,吾与若各捐己资,装塑正殿大佛三尊。百夫长薛忠信同男薛志升装圣父圣母;舍人薛忠恩装千手大悲观音,是亦功德也。副使李爵复舍山地田亩,以为常住。其余贵游、宦达、士民、商贾,各捐资装塑有差,不可枚举”[8]。到天顺四年(1460),报恩寺全部完工。尽管报恩寺后期建设中有薛氏、李氏及龙州百姓的捐资参与,但在王玺请人撰写碑记中,基本上只称颂王玺及其家族的功德,如周洪谟《敕修大报恩寺之记》中说:“忠君爱国,人臣之本心也;建寺奉佛,人心之至善也。”而王玺二者兼有之。周洪谟不仅把平定西番反叛、龙州升格宣抚司归功于王玺,而且把报恩寺建成亦全归王玺的“祝延圣寿”之忠心。

其次,创建报恩寺得到了英宗皇帝的诏允,并非先建宫室、后改寺院。

土司职位可以世袭,并不意味着土司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薛、王二姓土司管理龙州的举措皆在明朝的监控之下,连世袭父兄之职位亦得报送朝廷批准。据现存《土官底薄》载有薛氏、李氏、王氏、康氏世袭职位时皇帝的圣旨,其中有王氏的记载是这样的:王祥,“洪武四年,投降。七年,除授龙州判官。故。男王思民,十六年赴京朝覲,当年十一月袭职,患疾。男王真,永乐三年十二月奉圣旨:‘既患眼疾,准他替了,钦此。’故。无嗣。弟王智男王崇政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奉圣旨:‘照例,钦此。’故。王玺系王思民庶长男,宣德三年十二月奉圣旨:‘准他袭,钦此。”由此可见,每届土官袭职都必须得到皇帝的圣旨允准,尽管圣旨的内容文字十分简单。

在专制时代,臣民不能有任何违背朝廷的举动,甚至不能有朝廷起疑的举动,否则必遭灭门之祸。王玺要修建报恩寺这样宏大的工程,更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正统四年(1439),王玺利用入京朝觐的机会奏请修建报恩寺,奏陈说:自己“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决心在龙州建造一座报恩禅院,“祈国永宁,祝延圣寿”。明英宗“念其土官,特允所请,而不为例”[9]。现存于平武报恩寺内的“九重天命碑”,载有英宗皇帝所下圣旨的原文。碑文曰:“奉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钦此。’钦遵修理报恩寺一所,转轮藏一座,完备安放藏经,祝延圣寿,具本谢恩外。大明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土官佥事王玺建立。”正是得到了“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圣谕,次年(1440)年王玺便与当地土僧正普恩、海祥等僧侣协力动工修建。到正统十一年(1446),报恩寺主体工程完工,王玺便刻立了这座“九重天命碑”。这既提高了王氏家族以及王氏创建报恩寺的地位,又是向汉番社会显示报恩寺系应诏而建。也正是得到“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的圣谕,才能邀请到一时文化名流,如翰林院编修周洪谟、翰林院检讨李贲、吏部郎中榫卯、刑部郎中李宽等,为报恩寺撰写碑记,名流们也才敢在碑记中称“敕修大报恩寺”。

三、王玺谋反乃当代制造的明朝冤案

“王玺谋反建宫”之说宣称:王玺凭借龙州地势险要,阴谋割据称王,便趁进京朝贡之机,暗以重金招聘曾修建紫禁城的工匠,仿紫禁城形制,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皇上诏王玺进京问罪,同时派钦差大臣前往调查。王氏夫人接到王玺密信,忙令雕工塑匠增制天王金刚,赶造观音佛像。又创设“当今皇帝万万岁”的九龙牌位。钦差大臣一路游山玩水抵达龙州时,只见“报恩寺”三字金匾高悬,天王、金刚威武雄壮,千手观音慈祥肃穆,诸天佛圣、钟磬、法器,样样具备,叹曰:此非王府,实属庙也!

然而,经笔者查实,历史上不仅没有王玺谋反建宫的明确记载,而且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最终发现“王玺谋反说”竟然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并在90年代报恩寺导游们口沫飞溅的解说而流播天下。当然这一说法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

(一)土司薛氏反明的历史阴影

据《明史》卷311《四川土司》记载,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当时龙州宣抚使薛兆乾与副使李蕃相仇讦,兆乾率众围执蕃父子,殴杀之。四川抚按檄兵备佥事赵教勘验其事。兆乾畏惧,遂与其母陈氏及亲信纠集白草番众数千人,分据各关隘拒命,以绝松潘饷道。又胁迫土官佥事王华从反,王华不从,遂屠其家。居民被焚掠者无算。叛军在明军官军的压迫下求救于上下十八族番蛮,十八族番蛮无一响应。兆乾只得率其家属逃奔至石坝,被明军擒获。明朝严厉惩处反叛之头人:薛兆乾伏诛,籍没家产,其母及其同党22人皆以同谋论斩。明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平定了薛氏的叛乱。

这次叛变对明朝震撼较大,朝廷随即对统治龙州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改龙州宣抚司为龙安府,创建府治,改设流官,置知府、同知、推官及照磨、司狱等官吏。其原设宣抚司佥事改衔土通判,薛兆乾之弟兆芝虽然得以袭位,但已降为土知事。经过这次“改土归流”,称雄一方的龙州宣抚司解体了,使诸土司既能像过去那样地效忠明王朝,但又不会因势力坐大而再步薛兆乾的后尘。因而,这在平武土司的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数百年过去了,谋反土司薛兆乾的名字已被人们淡忘,而未反土司王玺却因报恩寺宏伟壮观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薛氏反叛的历史阴影也随之不经意地笼罩在王玺的头上。

(二)“革命年代”的胡编乱诌

嘉靖四十五年(1567)的改土归流,并没有在龙安府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土长官司、土通判署、土知事署仍然存在,其世袭领地和领辖百姓并未完全分柝。实际上,实行的是“土流分治”政策。

王氏家族在这次“土流分治”中由原来世袭宣抚司佥事改衔土通判,并且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传33个土司,共历730年。末代土司王信夫尽管拥有武装力量,但拥护和平解放,解放初还在人民政府任职。可见,历明清到新中国,王氏土司都拥护中央政府,并无“谋反”事实和传说。

1963年,《平武文艺》(内部资料)上登了一首叫《小中坝》的诗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番王要登基,大兴土木建宫殿”,不经意间把报恩寺与番王登基联系起来,为“王玺建宫谋反”之说的产生埋下了伏笔。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王氏土司家族自然被视之为牛鬼蛇神,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小将”们指斥“报恩寺是王府,王老爷修报恩寺是造反称王”。王玺“建宫谋反说”正式出笼了。

“文革”这个特殊年代产生出来众多特殊结论,而不少结论又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消散,但“王玺建宫谋反”之说却没有被人们淡忘,反而在90年代的旅游大发展中传播开来。

(三)对张秀熟诗、马识途诗的误解

张秀熟,四川平武人,20世纪80年代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报恩寺曾是他儿时玩耍的地方,对报恩寺颇有感情。作为社会名流和饱学之士,张老有咏报恩寺的诗歌。1981年公开发表的《还乡杂吟》十六首,其中第六首曰:

报恩寺拟帝王宫,宝殿长眠夕照中。

六百年见重光日,方信人民乃大雄。

著名作家、省文联主席马识途先生又和张老二首诗。其中第二首云:

深山惊见帝王宫,还听铜铃夕照中。

旧日土王随逝水,神州十亿乃英雄。

二老诗意十分明确,依托历史古迹,歌颂人民当家作主。张老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武人,对于宏大壮观十分熟悉,乃曰“报恩寺拟帝王宫”。而马老显然对报恩寺的宏伟壮观感到惊奇,故曰“深山惊见帝王宫”。二老相同之处在于把“大报恩寺”与“帝王宫”媲美。谁知后来一些文人既不懂张、马二老之诗意,又不查阅历史之记载,信口直称报恩寺为“王宫”或“皇宫”。1982年,平武县文化馆印行了《平武民间文学选》(内部资料),其中就有了《报恩寺的传说》,延伸“文革”的错误逻辑,对“王玺建宫谋反”之说进行具体化,成为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奇传说。

而今伴随着九寨沟旅游的兴盛,到平武报恩寺观光的人越来越多,而对平武报恩寺的解说却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以奇谈怪论吸引游客的“王玺建宫谋反”之说流播于天下。

 

总之,王玺及其家族作为明代龙州的土司之一,有功于明代龙州的稳定和发展。他所创建的报恩寺遗泽至今,成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高档次的旅游资源。“王玺建宫谋反”之说纯属今人制造的古人冤案。当今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应该充分尊重历史,不能诬陷古人,遗误后人。

(西华师范大学 教授;西华师范大学 在读硕士)



[1] (清)蒋德钧等:《道光龙安府志》卷8,《中国方志集成》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95页。

[2] (清)常明、杨芳灿纂修:《四川通志》卷148,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482页。

[3] (明)鲁忠勉:《建祐圣宫记》,引自向远木:《平武文物大观》,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4] (明)李宽:《敕修报恩寺功德记》,引自(清)蒋德钧等:《道光龙安府志》卷9,《中国方志集成》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44页。

[5] (明)李本:《敕修报恩寺碑铭》,引自向远木:《平武文物大观》,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6] (明)孙茂:《敕修报恩寺继葺碑铭》,引自(清)蒋德钧等:《道光龙安府志》卷9,《中国方志集成》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45页。

[7] (明)李本:《敕修报恩寺碑铭》,引自向远木:《平武文物大观》,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8] (明)李宽:《敕修报恩寺功德记》,引自(清)蒋德钧等:《道光龙安府志》卷9,《中国方志集成》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44页。

[9] (明)周洪漠:《敕修大报恩寺之记》,引自向远木:《平武文物大观》,湖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