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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畏兀儿宗教嬗变述论

日期:2015-12-02 10:48:47  来源:  浏览:

                                                                                                          元明之际畏兀儿宗教嬗变述论*

王红梅

 

摘  要:元明之际,畏兀儿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嬗变,由原来尊奉佛教、兼容各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在此前后经历了近六百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势力凭借着政治权势与军事实力,陆续征服了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佛教势力,最终实现了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本文考察了察合台诸汗的宗教政策,论述了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张、畏兀儿佛教衰败的进程及其历史影响。

王红梅,女,民族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关键词:察合台诸汗;畏兀儿人;伊斯兰教;扩张;

 

on the Regilious Evolution of Uighurs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元明之际是畏兀儿宗教发生转型的重要阶段,畏兀儿人由尊奉佛教、兼容各教过渡到伊斯兰教,逐渐放弃了原来信奉的摩尼教、佛教、景教、道教、儒教等多种宗教,最终走向伊斯兰教的一元化。在这一过程中,察合台诸可汗的宗教政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左右着伊斯兰教兴起、佛教衰败的命运。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张主要依靠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权势,以武力征服、经济优惠等手段,不断征服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佛教势力,最终完成了西域地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随着伊斯兰教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东察合台汗国境内的蒙古人、操突厥语的其他民族逐渐融入当地的维吾尔族之中,采用以阿拉伯文为基础的察合台文,废弃了传统的回鹘文,察合台语也成为汗国境内共同使用的书面语言,与此同时,其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以及风俗习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亦逐渐趋向统一,奠定了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1]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史无定论,[2]有唐代说、宋代说、五代说等观点。民国学者陈垣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书中,考证伊斯兰教于永徽二年传入中国。王日蔚论述“伊斯兰教之入新疆,盖约在十世纪之末与十一世纪之间,初由喀什噶尔、叶尔羌以至和阗。”[3]苏北海引经据典,考证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吐鲁番的传播过程,认为十世纪初伊斯兰教赢得了喀喇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的信奉,并已渗透到吐鲁番盆地。[4]杨富学论述了伊斯兰教势力对龟兹、高昌、哈密等地畏兀儿佛教的侵扰与征服,以及畏兀儿佛教走向衰败的过程。[5]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一系列西征消弭了欧亚大陆的隔阂,有助于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6]李一新详述了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7]孙振玉论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扩张的历程及其原因。[8]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经历了二次大规模的传播高潮,十四世纪中叶征服了库车,摧毁了当地的佛教势力。[9]元中后期,察合台诸汗热衷于伊斯兰教的扩张,[10]掀起了狂热的宗教“圣战”,依次征服了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的佛教势力,彻底结束了佛教在畏兀儿人中的统治地位。[11]伊斯兰教逐渐成为新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察合台语也成为天山南部共同的书面语,奠定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12]笔者在综合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察合台后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转变,深入论述畏兀儿佛教衰败、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过程及其影响。

 

一、蒙古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元明之际畏兀儿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信奉摩尼教、佛教、景教等多种宗教而改宗伊斯兰教,最终走向一元化。这种嬗变过程是与蒙古统治者尤其是察合台诸汗的宗教倾向及宗教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汗国最初奉行各教并举的宽容的宗教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统治者依据各自的宗教倾向,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到察合台汗国时期,蒙古统治者陆续改宗伊斯兰教,进而热衷于伊斯兰教“圣战”,强迫畏兀儿人放弃佛教及其他宗教,接受伊斯兰教。

蒙古汗国初期,蒙古统治者仍信奉蒙古部落原始宗教--萨满教,并遵从萨满教的各种仪式。萨满教曾广泛流行我国北方地区,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蒙古人认为,在所有崇拜的神灵中,“长生天”为至高无上的神灵,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此时,蒙古汗国处于蓬勃发展、四处扩张的阶段,接触到众多的民族、迥异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为了稳定蒙古帝国的统治,成吉思汗推行各教并举的宗教政策,并以扎撒形式,规定“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13]这种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一直延续到蒙哥汗时期。

窝阔台合罕继承了成吉思汗宽容的宗教政策,鼓励各种宗教自由发展,严禁各宗教之间的无谓纠纷和争端。[14]宽容的宗教政策消弭了各教对峙的局面,使得各教和平共处,自由发展,反而有利于伊斯兰教在和平的环境中缓慢传播。《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穆斯林向一位畏吾儿异密借了一笔债却无力偿还,畏吾儿异密要求他放弃穆罕默德的教义,改信偶像教的律条,否则就会在集市中教训他,让他出丑。这位穆斯林向合罕皇帝告状,畏吾儿人被控犯下迫害穆斯林的罪行,受到了惩罚。[15]在蒙古大汗的庇护下,穆斯林的权益得到了保障,而触犯穆斯林的行为被严厉禁止。

到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者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在宗教信仰上也各有归属。忽必烈在潜邸时,身边就汇聚了一批禅宗法师、吐蕃高僧以及儒学大师等宗教人士,使其熟悉了不同的宗教观念。定都中原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原地区、西域及吐蕃等广大地域皆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为了维持其统治的稳定,他采取保护各种宗教的策略,实质上优遇佛教,尤为崇奉喇嘛教。喇嘛教曾一度风靡于中原地区,受此风气之熏染,天山以北及内迁畏兀儿人亦由信奉大乘佛教而兼容喇嘛教。

然而,生活于西北地区蒙古藩王受到生活环境及周边文化的影响,开始接触中亚的伊斯兰教。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西北蒙古宗王是钦察汗别尔哥。[16]据记载,他是受到当时中亚苏非派长老哈尔兹人撒菲丁的影响。[17]据鲁不鲁克载,拔都汗在世时,别尔哥就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在其斡耳朵中禁食猪肉,还设立了教授《古兰经》的学校。[18]然而,别尔哥的伊斯兰教信仰却遭到其他蒙古宗王的敌视。

此后,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影响深远。阿难答是忽必烈的嫡孙、忙哥剌之子,袭封安西王,镇守陕甘宁一带。“阿难答”源自梵语ānanda,意译“欢喜、庆喜”,显然具有佛教意味。但是,他自幼由一位回教徒保姆抚养,成年之后成为了虔诚的穆斯林。《多桑蒙古史》卷二载:“阿难答幼受一穆斯林之抚养,归依伊斯兰教,信之颇笃,因传布伊斯兰教于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19]阿难答熟知《古兰经》,善于书写阿拉伯文字,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故而,伊斯兰教在西部蒙古大军以及宁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民众中开始公开传播。

在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由崇奉萨满教开始转为倾向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境内萨满教流传了较长时间,生活于天山北路、七河流域蒙古诸汗依然坚持萨满教,执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20]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境内)是察合台汗国及东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伊斯兰教、景教、佛教等宗教在此并存发展,但并非势均力敌,伊斯兰教略占优势。当时西域的宗教状况,大致从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以西,伊斯兰教势力渐强,然而,自别失八里以东,佛教势力较强。阿里麻里正是伊斯兰教盛于其他宗教势力的东端,势必影响着蒙古可汗的宗教信仰。[21]

此后,蒙古贵族加强对河中地区的管理,恢复当地经济发展,察合台汗陆续移居河中地区,并逐渐定居化。移居河中的蒙古汗受到当地强势的伊斯兰教侵染,开始接受伊斯兰教,或明显地倾向伊斯兰教。在察合台后裔中,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是木八刺沙,[22]但他在位时间很短。1320至1327年,怯伯汗统治河中地区,对伊斯兰教采取保护政策。1331年,其弟答儿麻失里继承汗位,他摒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位虔诚的、热衷于传教的穆斯林。答儿麻失里“在清真寺中作礼拜,虔诚地遵守祈祷的礼仪,并要求其他蒙古人也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蒙古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23]察合台汗国开始走上伊斯兰化的进程。

不久,察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以阿力麻里为中心,掌控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则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河中地区。伊斯兰化分别在两地实现与完成。自阿里算端起,东察合台诸王就凭借权势,残酷迫害景教、佛教等异教徒,强力推行伊斯兰教,使西域宗教发生转折性变化。1348年,察合台后王秃黑鲁· 帖木儿在阿克苏即位。1354年,他在毛拉额什丁和卓的主持下,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再次掀起了伊斯兰教的传播高潮。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6万蒙古人剪掉长发改宗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1383年,其子黑的儿火者在别失八里登上汗位。1389年,黑的儿火者发动了对吐鲁番地区的“圣战”,攻占了哈喇和卓与吐鲁番两座重镇。哈喇和卓,即高昌回鹘汗国的国都,曾为畏兀儿佛教中心。城内军民对来犯穆斯林进行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最终里应外合被攻破,遭到残酷的洗劫。华丽的佛教寺庙遭到暴力摧毁,畏兀儿人被迫接受伊斯兰教。

此后,歪思汗热衷于传播伊斯兰教,于宣德年间驱逐了土鲁番当地酋长君吉儿察,迁治所于土鲁番。自15 世纪中叶始,羽奴思、阿黑麻、满速儿等均驻该城。在诸汗强制推行之下,吐鲁番完全成为伊斯兰教统治区及其东传的堡垒。羽奴思汗是一位伊斯兰化程度很深的东察合台汗。他以土鲁番为基地,向东发动对哈密的圣战。羽奴思汗死后,其继任者阿黑麻汗、满速儿汗继续与明朝作战,争夺哈密,历经半个世纪的持久战,最终于正德七年(1512年),攻占了哈密,吞并了畏兀儿佛教在西域的最后据点。

自歪思汗之后,历任察合台诸汗大多奉行伊斯兰教,不遗余力地铲除佛教,采取强制办法推行伊斯兰教。羽奴思大力拆毁佛寺,残杀僧人,强迫留居哈密的畏兀儿人改信伊斯兰教,不从者掳卖为奴,甚至卖至撒马尔罕。马哈麻汗对能够背诵《古兰经》的人免于征收赋税,用残酷刑法惩罚不愿信奉伊斯兰教和违反教规的人。阿黑麻和满速儿统治时期,此时绝大部分蒙古部民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融入了维吾尔族之中。至16世纪末,伊斯兰教成为西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畏兀儿人亦最终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二、伊斯兰教的扩张与畏兀儿佛教的衰败

 

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西域、河西地区宗教形势悄然发生着变化,伊斯兰教、佛教与摩尼教轮番登场,此消彼长,以各自独特的宗教教义影响着当地的民族政权。伊斯兰教最早传入西域的时间,虽史无定论,但大规模传入新疆,与喀喇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有密切关系。

伊斯兰教在新疆各地的传播、兴起的过程与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宗教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最初传播阻力重重,公元十世纪初,喀喇汗朝禁止伊斯兰教的传播。然而,萨图克·博格拉汗因得到萨曼王朝的扶持而上台,遂废除禁令,皈依了伊斯兰教。960年,其子木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迫使二十万帐突厥人接受伊斯兰教。此后,境内的突厥人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此后,喀喇汗朝统治者不断发动征服异教徒的“圣战”。公元962年,喀喇汗开始征服素有佛教“小西天”之称的于阗国,战争持续了近半世纪之久,最终征服了于阗国。然而,于阗的居民并未完全改宗伊斯兰教,直到十一世纪末,佛教在于阗地区依然盛行。《宋史》载,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于阗“遣使入贡,使者为神宗饭僧追福。赐钱百万,还其所贡师子。”[24]“饭僧追福”是一种佛教仪式,可见,当时于阗国使无疑是一位佛教信徒。

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汗国处于对峙之势,时有战争冲突,互有胜负。喀喇汗朝试图征服高昌回鹘汗国,但以失败而告终。1041年以后,喀喇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势力削弱,再无力东侵。两国基本上以阿克苏至拜城一带为界,亦成为伊斯兰教与佛教势力的分水岭。这条边界线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和以吐鲁番、库车为中心的回鹘王国虽然操基本相同的突厥语,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形成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势力。[25]

十一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以及原于阗国辖内发展较快,但是,迟迟未能越过阿克苏至拜城一带的边界线。龟兹(今库车)成为抵御伊斯兰教东传的重要屏障。龟兹地区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佛教中心,后成为高昌回鹘汗国的一部分,并与高昌、北庭成为畏兀儿佛教及其艺术中心。龟兹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受到喀喇汗朝的进攻。然而,龟兹王室贵族积极扶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维持了很长时间。《宋史·龟兹传》载,“自天圣至景祐四年(1023—1038年),入贡者五,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绍圣三年(1096年),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三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26]直至十一世纪末,境内畏兀儿佛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至十二世纪初,西辽入主西域,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汗国皆归顺西辽,政治上相对独立,履行纳税赋贡等义务,西辽王室虽信奉佛教,但宽容其他宗教,容许各教自由传播。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并无进展,但不容忽视伊斯兰教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渗透。

元初,蒙古统治者奉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禁止宗教间的仇杀和敌对。此时,西域各种宗教异彩纷呈,相对活跃。伊斯兰教传播到了高昌地区,而佛教、景教也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有所恢复。

据马可·波罗记载,天山以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无疑是伊斯兰教,但景教、基督教在一些地方仍有残存。可失合儿(喀什市)是当地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信奉摩诃末(即伊斯兰教),忽炭(于阗)、培因州(播仙)、车儿城(且末)、罗卜城等地居民都信仰该教。然而,鸭儿看州(即叶儿羌,今莎车)居民遵守摩诃末教法,亦有聂思脱里派(Nestoriens,即景教)同雅各派(Jacobites)之基督教徒。[27]

十四世纪中叶,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汗上台,在札马鲁丁、额什丁父子的引导之下,改宗伊斯兰教,并在蒙古部民中积极推行,形成新疆境内第二次传播伊斯兰教的高潮。1354年,额什丁和卓劝导秃黑鲁皈依伊斯兰教后,在阿力麻里传教一年,然后,请求前往库车去传教。他的传教活动得到秃黑鲁的政治扶持与财力援助。秃黑鲁赋予额什丁许多特权,授予他为天山南部伊斯兰教世袭教长,在库车为他修建了一座大哈尼卡(伊斯兰教讲经堂),由额什丁亲自掌管,还将一部分宗教税划归他支配。

此时,库车佛教势力较为强盛,少数穆斯林难以立足,于是,额什丁毅然放弃了安逸奢华的宫廷生活,率领一支庞大的传教队伍进入库车。额什丁和卓从中亚各地招募了一批伊斯兰教徒,组织了一支五十人的“库车伊斯兰教社团”,并得到秃黑鲁·帖木儿的许可。额什丁和卓在库车修建清真寺,建立宗教法庭,举办经文学校,同时,毁坏各地的佛寺石窟,或将其改建为礼拜寺,焚毁佛经典籍,捣毁佛像及其他珍贵文物。宗教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佛教僧侣们,杀害敢于反抗的僧侣。许多不愿放弃信仰的僧侣被迫逃亡吐鲁番。[28]额什丁在库车传教三十余年,以种种手段迫害僧侣,毁坏佛寺,摧毁了流传千年的龟兹佛教文化。

额什丁在库车的传教活动遭到了佛教徒的激烈反抗,但是,在强权的高压之下,这些反抗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约1360年,秃黑鲁·帖木儿汗西征河中地区,阿力麻里蒙古贵族乘机发动了抵抗伊斯兰教的叛乱,库车等地佛教徒闻讯后,亦积极组织各种抵抗活动。但是,叛乱很快就被秃黑鲁派部队镇压下去。据说,各地约有l 万名佛教徒参加了抵抗,最终都被驱逐到外地,其中约四千人经于阗迁徙到今阿富汗北境,而另一路则经敦煌,东迁至甘肃酒泉附近。至此,库车的佛教势力基本上被彻底清除,当地居民或放弃佛教信仰,或改宗伊斯兰教。流传了千余年的龟兹佛教文化从此中断,并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库车被征服之后,阻碍伊斯兰教东传的屏障亦被清除。蒙古帝国初期,伊斯兰教已渗入高昌地区,但是,畏兀儿佛教还是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太祖十六年(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中亚,觐见成吉思汗,曾途径天山以前地区。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记载:

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市),其王畏午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29]

可见,别失八里和昌八剌一带,畏兀儿人较为集中,佛教十分盛行,同时道、儒教并行。此时昌八剌城成为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分水岭,以东僧侣居多,以西穆斯林居多。此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吐鲁番时,当地佛教依旧流行。“畏兀儿为一大州,臣属大汗,首府称哈剌火州,治下村镇众多,居民为偶像教徒。”[30]

至十三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发展迅速,教徒人数众多,已形成一定的宗教势力。1251年,亦都护萨仑的斤受牵连卷入蒙古皇室的汗位之争,以蓄意谋杀穆斯林的罪名而被处斩。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

“当世界帝国已属诸普天下的皇帝蒙哥可汗时,这时,因一些人谋逆,引起了倾轧。这些人派一个畏吾儿的偶像教徒,国之大臣,八剌必闍赤(Bala Bitikchi)去找亦都护(即萨仑的斤)。八剌必闍赤用许多诺言和无数诱饵来撺掇亦都护;他就中提出,畏吾儿人应把别失八里及其邻近的穆斯林杀光,抢劫他们的财产,掳掠他们的子女,而且应装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他们商定,在一个礼拜五,当人们正在进行祈祷的时候,他们便从清真寺四周的埋伏中举兵,把人们的命送掉,粉碎伊斯兰军队。”[31]

实际上萨仑的斤是蒙古皇室宫廷斗争的牺牲品。1251年,蒙哥汗继位,蒙古皇位由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其矛盾日益激化。失烈门由窝阔台指定为皇位继承人,但遭到乃马真的反对,被剥夺其继承权。失烈门等人不堪失败,派遣八剌必阇赤(Bala Bitikchi)联络萨仑的斤,企图反对蒙哥即位。然而,萨仑的斤等人的密谋被泄露出去。蒙哥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便着手铲除异己。萨仑的斤以蓄意谋杀穆斯林的罪名,被押回别失八里,由其弟斡根赤(Ögench)将其斩首。此事件亦反映出别失八里地区伊斯兰教发展迅速,势力日趋强大,对以亦都护为首的佛教贵族构成了威胁。

此后,西北蒙古藩王海都、都哇相继发动叛乱,持续了近40年之久,对高昌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率军围困高昌城达半年之久,亦都护火赤哈尔的斤坚守不降。至元十七年(1280年),高昌城最终为都哇所攻占,亦都护火赤哈尔的斤战死,其子纽林的斤率部内迁。亦都护幕府随之东迁甘肃永昌,遥领高昌畏兀儿。此时,高昌王国已名存实亡,所辖领地也并入察合台汗国。[32]高昌畏兀儿佛教也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

十四世纪晚期,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发动了对吐鲁番地区的“圣战”,征服了哈剌和卓与吐鲁番。据载,“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曾举行过圣战进攻契丹。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镇哈剌和卓和土鲁番,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33]哈剌和卓,即高昌回鹘汗国的国都,曾为畏兀儿佛教中心。土鲁番,即今吐鲁番,两地相距约四十公里。两地居民对进犯穆斯林部队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1389年,黑的儿火者亲自率军,先攻打哈剌和卓,该城居民进行了顽强勇敢地抵抗,随后攻打吐鲁番城时,却未遭遇抵抗,顺利占领。哈剌和卓军民对来犯穆斯林进行顽强抵抗,城池被层层围困,战斗异常激烈,城内的一些穆斯林作为内应,在城内放火,内外夹击,城池最终被攻破,并遭到残酷的洗劫。[34]伊斯兰统治者对两地“分割”而治,被征服的哈剌和卓成为“重税区”,异教徒受到严厉的惩罚,居民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并征收重税。而吐鲁番成为“和平区”,居民保持原有的生活,课以轻税。这次“圣战”使高昌城遭受重创。高昌城曾经兴盛了1400年之久、并作为高昌回鹘汗国国都近五百年,最终却毁于“圣战”的战火而被废弃。[35]

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使臣陈诚出使西域,目睹了土鲁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习俗等。他在《西域番国志》中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

土鲁番城在火州之西仅百里,即古交河县之安乐城,地方一、二里,居平地中……城近而广人烟,广有屋舍,信佛法,僧寺居多。

盐泽城,在崖儿城之西南,去土鲁番城三十余里……城中有高塚二处,环以林木,周以墙垣,盖故国王黑的儿火者夫妻之坟,坟近有小塚,云其平日亲呢爱之臣从葬也。

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虽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

鲁陈城,古之柳中县地,在火州之东,去哈密约千余里……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畏兀儿装束者,男子椎髻,妇人蒙以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方言皆畏兀儿语言,火州、土尔番、鲁陈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36]

据此可知,直至明初吐鲁番地区畏兀儿人仍然以信奉佛教居多。黑的儿火者虽然攻占了吐鲁番,并按照伊斯兰教规对当地分割而治,但伊斯兰教并未成为主导宗教。黑的儿火者的圣战对高昌畏兀儿佛教打击沉重,精美的佛寺石窟遭到毁坏,虔诚的僧徒惨遭杀害。“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37]昔日西域最为繁华的佛教中心遭受战争蹂躏,并逐渐被废弃。

当地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和平归顺的土鲁番。但是,城中佛寺较多,居民大多信奉佛教。1399年,黑的儿火者继续东征哈密,在“圣战”中被明军击毙,埋葬在盐泽城(今吐鲁番艾丁湖乡也木什村)。黑的儿火者死后,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遭受重创,失去了政治依靠,佛教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  

明朝为管理西域宗教事务,于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专门设置了吐鲁番僧纲司。吐鲁番僧纲司,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正统以后逐渐废置。在此期间,吐鲁番的佛僧往来中原的记载不绝于史籍。《明史·西域传》载:

 六年,其国番僧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道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土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贡名马、海青及他物。天子亦数遣官奖劳之。[38]

据此,明廷对吐鲁番僧纲司较为重视,沿袭了元代的传统,册封番僧为国师。据考证,担任吐鲁番僧纲司的国师有清来(1408—1429年)、宣德时期把剌马剌失里(1429—1437年),正统年间巴剌麻答失(1437—?);同时,历任都纲有:法泉(永乐时期)、桑果大师(宣德时期)、法先(永乐至宣德年间)、佛先(宣德五年至正统年间)。[39]吐鲁番僧纲司以掌控吐鲁番地面的佛教为主,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正统以后逐渐废置。但是,嘉靖时仍有高昌佛僧来贡,“嘉靖以来,高昌归化寺等处普觉静修国师等入贡”的记载。故而,有学者认为吐鲁番僧纲司应在嘉靖七年(1528年)前后废置。[40]这说明,直至十六世纪中叶,吐鲁番地区仍有佛教徒存在。

十五世纪初,歪思汗即位,他也是一位狂热伊斯兰圣战的爱好者。他不断率兵进攻异教徒的瓦剌部及吐鲁番地区。宣德年间(1426—1436年)歪思汗攻占了吐鲁番城,当地的官员、千户、头人及宗教人士等被迫离开故土,纷纷请求“居京自效”。[41]此后,也先不花即位,亦不断对外征战。正统十三年(1448年)之后,柳城、火州皆为吐鲁番所并,佛教势力亦随之受到排挤。十五世纪中叶始,历代察合台后王均将其治所迁到吐鲁番地区,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下,伊斯兰教在此地盛行,吐鲁番完全成为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和向东扩张的基地。[42]

因此,哈密成为西域佛教徒最后的一个据点,也成为佛教和伊斯兰教对峙的分水岭。1473 年,羽奴思汗发兵攻占哈密,掳走忠顺王母努温答失里和忠顺王金印,哈密的畏兀儿人和哈剌灰人大多东逃至甘肃的苦峪城。羽奴思大量摧毁佛寺,残杀佛教徒,强迫遗留在哈密的畏兀儿人改信伊斯兰教,不从者被掳卖为奴,或远卖至撒马尔罕。自明成化九年(1473 年)开始,历经半个世纪与中原明朝的争夺,至正德七年(1512年),满速儿汗彻底占领哈密,哈密最终落入东察合台汗国治下。[43]至十六世纪初,哈密地区最终被察合台汗国征服,伊斯兰教随之传播到了新疆最东部。

当地居民中仍坚持佛教的畏兀儿人大多逃亡甘肃,融合于撒里畏兀儿人或蒙古人中,少数被俘往吐鲁番,被迫改信伊斯兰教。[44]至此,西域的畏兀儿民众才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彻底征服了传统的佛教信仰,畏兀儿人最终完成了伊斯兰化改宗进程。

 

  • 畏兀儿人伊斯兰化的影响

 

元明之际,畏兀儿人的宗教嬗变呈现出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宗教走向伊斯兰一元化,在时空上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渐过渡的趋势。这与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路线、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伊斯兰教的传播又受到察合台汗诸可汗的宗教倾向、政治权势的影响。

畏兀儿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的宗教嬗变,大约经历了600余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十世纪中叶,喀喇汗王朝奉伊斯兰教为“国教”,随后征服佛国于阗;十一世纪中叶,伊斯兰教推进至阿克苏至拜城一带,以此为界与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汗国形成对峙之势。十四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以武力扩张至库车;十五世纪初征服吐鲁番,迫使当地畏兀儿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至十六世纪中叶,最后征服哈密地区,确立了其在畏兀儿人中的统治地位。伊斯兰教最终成为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共同信仰,对当地的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融合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形成起到纽带作用。

伊斯兰教的传播,促成了新疆各地的语言文字走向一体化。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塔里木盆地原有的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婆罗米文等文字被废弃,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就出现了以阿拉伯字母来书写突厥语,至察合台汗国时期,这种文字逐步发展成察合台文。然而,回鹘文与察合台文并存使用了很久,十六世纪初在吐鲁番、哈密等地被废弃,但在河西走廊地区却绵延至清代中期。[45]与此同时,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词汇被吸收到突厥语中,并形成一种新的突厥书面语—察合台语。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察合台文成为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居民普遍使用的文字。[46]随着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张,察合台语为汗国境内操突厥语的民族以及突厥化的蒙古人所共同使用的语言,[47]一直延用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而演变成为现代维吾尔语。[48]

伊斯兰教的传播,奠定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宋元时期,高昌回鹘汗国与喀喇汗王朝因宗教信仰不同,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敌对之势。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之走向伊斯兰一元化,消弭了彼此间的敌对,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十四世纪中后期,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各蒙古部落由游牧逐步过度到定居的农耕生活,放弃原始宗教而成为穆斯林,此后,这部分蒙古人完全融入当地的维吾尔人中。[49]随着伊斯兰化的深入,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其他一些操突厥语的部族以及操波斯语族语言的部族,也大批地融合到人数众多的突厥语诸族中,为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塔里木盆地以及天山以北地区居民的伊斯兰化,是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维吾尔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9BZS011)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

[1] 南快莫德格:《论蒙古统一西域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19页。

[2] 陈国光:《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问题》,《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3] 王日蔚:《伊斯兰教入新疆考》,《禹贡》1935年4卷2期,载《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下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858页。

[4] 苏北海:《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9页。

[5]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7页。

[6] 邱树森:《元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传播》,《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6—80页。

[7] 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伊斯兰化》,《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56—84页。

[8] 孙振玉:《论察合台后王皈依伊斯兰教以及新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46—53页。

[9] 李进新:《伊斯兰传入库车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第87页。

[10] 李进新:《 论吐鲁番地区佛教的衰亡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1] 田卫疆:《试探元末时代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4期。

[12] 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9—321页。

[13] [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4页。

[14] 陈国光:《蒙古统治者在西域实施的宗教政策》,《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4页。

[15]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

[16] 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17] 威廉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18]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19] 同13,第385页。

[20] 同7,第58页。

[21] 同7,第64页。

[22] 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23] 蔡志纯:《蒙古族文化》,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 年,第335页。

[24] [元]脱脱:《宋史·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9页。

[25] 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26] [元]脱脱:《宋史·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3页。

[27]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79—98页。

[28] 李进新:《伊斯兰传入库车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第91页。

[29] 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1—202页。

[30]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 A.C. Moule & P.Pelliot, London1938, pp.155—156.

[31] 同15,第51页。

[32] 耿世民:《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2页。

[33]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古史--拉失德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

[34] 同10,第25—26页。

[35] 梁涛:《高昌城的兴衰》,《新疆地方志》,2009年第2期,第55—58页。

[36] 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111页。

[37] 同上,第126页。

[38] [清]张廷玉:《明史·西域传》,中华书局,1984年,卷三百二十九,第8529页。

[39] 郭胜利:《明朝吐鲁番僧纲司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85页。

[40] 同上,第89页。

[41] 同上,第88页

[42] 同11,第97页。

[43] 钱伯泉:《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初探》,《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28页。

[44] 同11,第97页。

[45] 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

[46] 苗普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6页。

[47] 李森:《论察合台文》,《语言与翻译》,1989年第2期,第28页。

[48] 张铁山:《突厥语族文献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49] 加奥其尔巴特:《察合台蒙古融入维吾尔族》,《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7—68页。

[50] 苗普生:《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第6页。

 

 

作者简介:

王红梅(1972-)女,汉族,新疆昌吉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于回鹘文文献、西北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