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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堂述学

日期:2015-01-19 16:48:54  来源:  浏览:

    由金生杨编校的李耀仙遗著《梅堂述学》一书由巴蜀书社于2012年6月出版。该成果是中心2012年度重点研究项目成果。

  李耀仙(1920—2005),男,一九四二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一九四三年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曾任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退休后,任该系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大陆西南片咨询中心顾问及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顾问。师从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先生,于文史哲皆深造有得,尤长于中国思想史之覃思与研究。主编《廖平选集》上下册,出版《廖平与近代经学》、《先秦儒学新论》、《梅堂述儒》、《梅堂述学》、《梅堂诗词选存》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包括论述《周易》、老、庄、先秦名家、《墨经》、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经学、现代新儒学等专论,倍受海内外学界关注。

梅堂述学代

金生杨

    李耀仙师晚年退休寡居,仅有一保姆在身边照顾饮食起居,尽管数次住院治其顽疾,但身体一向康健,常于学校退休处会友,下下围棋。不过,李师主要还是用心于学术,笔耕不辍,时发高论,唯限于学校体制,少有得其论者,至莫知其说。李师常引古人时贤自勉,以为前贤于晚年有所成就者甚夥,自己完全可以再于学术有所贡献。他曾说自己欲于《六经》皆有所论述,其一便在自古及今少有人董理之《周礼》,正合晚生整齐《周礼》学术史之意,故力促其成此大事。唯兹事体大,而李师身边缺少学术助手,年迈体衰,不可能跑图书馆,遍查资料,终未得一说而止。迨余在蓉就读博士,李师身体已日渐衰微,终至坐而遽逝。

    两大因缘际遇,使得李师晚年重新梳理、完善其论著。一则其学生舒师大刚主编“儒藏论丛”,请编列其儒学论著;二则宜宾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列李师为四川十大思想家之一,过往访从,亲闻论说,而蔡师东洲作为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襄助其间,又请列李师著述汇编整理为中心课题之一。晚生时从学舒师,转达其意,幸得李师之允,又与闻蔡师之论议,陪坐末席。诸种因缘,促成李师以晚生为辅,助其汇编论著。李师学有准绳,习有常律,长于哲理,勤于研讨,逝后笔者清理其书籍,秩然有序,而睹其笔记,竟有数册之多。其于学术资料及其论著皆悉有数于心,故应所求而规整其思,定编《梅堂述儒》、《梅堂述学》两著,以已经发表的论著为主,又增未曾发表新著、旧作数篇。所谓“梅堂”者,又称为“双梅书屋”,乃其所居一楼阳台小院种有梅树两株,郁然苍翠,甚是喜人,或乃李师多年寡居之友,或乃李师身心、学术之所喻也。李师于二书皆详列其目,指陈其出处,并将手边仅有的资料转相托付,其诚意之至,委托之重,令晚生肃然兴起,不敢不尽其力。

    《梅堂述儒》一书,李师为序,详述其内涵,展其未尽之意,发其薪火传承之慨。得蔡师东洲、舒师大刚之力,经晚生反复录校,至○六年始获出版,其时李师已下世矣。李师尝见该书校稿清样,已无力亲加校雠。离世前不久,晚生与说此事,李师颇有不惬意者,言必其下世始能获竟其事。世事无常,非尽由人力所能主宰,晚生亦无可奈何,闻其仙逝,说成谶语,未免潸然。

    《梅堂述学》一书,亦李师亲拟其目,待逝后由蔡师交待而得。李师拟目,凡选入论文18篇,其中16篇为以往在各刊物、论集中发表过的文章,另有2篇为未刊稿,其一是《〈墨子·大取篇〉简校》,其二是《陈亮的〈酌古论〉评价》。据其保姆言,李师逝前,颇有待于晚生,念念不忘,必欲致之。然余时在成都就学,碍于前事,何尝料及时不我待哉!故未能上门求教,终成一生憾事,耿耿于怀,久不能去。两篇未刊稿,李师去世前未有交待,晚生在整理其遗物时也未得一见,故不得已,只能空存其目了。

    本书在李师拟目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尽量搜集李师各种论著,以补其缺憾,二是分类编排,以显其学术成就。大体而言,本书分成经学篇、哲学篇、史学篇、文学篇四大部分。

    “经学篇”收入李师《廖平与近代经学》一书。全书是一部带有普及性的学术专著,是李师在早期编校《廖平学术论著选集》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补《梅堂述儒》之不足。关于廖平的学术,李师曾在《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5期上发表过《廖季平的〈古学考〉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文(已收入《梅堂述儒》中),阐释其精义。此书乃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因病住院等困扰下,“强于数阅月内草成”,并于1987年出版。全书以介绍经学常识为绪论,在研讨廖平出生时代与环境及其如何走上经学研究之路的基础上,对廖平经学六变的过程、内涵作了深入阐释与梳理。李师将廖平经学分为前后两阶段,以经学看待前三变,以哲学看待后三变,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此基础上,李师又对廖平经学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介,并将其意义定位为标志着中国旧时代经学的终结,尤为高论。其后,李师编定完成《廖平学术论著选集》(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廖平选集》(1998年巴蜀书社出版),并于其书首撰写《廖平经学思想述评》、《廖平选集内容评介》,进一步阐释了他有关于廖平生平学术研究的成果。李师对廖平学术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开廖平学术思想研究之先声,奠定了廖平研究的初步规模,也定下了廖平学术成就的基调,更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哲学篇”收录李师关于儒、释、道家、墨家、名家的有关论文14篇。首先收录的2篇是有关于儒学的文章。其中《象数探源》一文发表于《梅堂述儒》编校之后,而《孟子性善学说的阐述》则发表于建国之前,正可谓李师最早、最晚之作,大有终始首尾之意。“哲学篇”另外收录的12篇文章,围绕老庄、墨家、名家以及佛教展开论述,而尤以对道家、名家、佛教的研究为要。李师未刊稿《〈墨子·大取篇〉简校》一文也应收入本篇之中,惜未见其文。李师用思想史之辩证法辨析老庄哲学,指陈其成就与不足,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深入细微,尤得老庄学说之趣。他对先秦老、庄、名、墨诸家思想的研究又明显受到了本校前辈学者伍非百先生的影响,这从他对伍先生生平学术的了解可以觇得一斑,更从其论述多就名家思想出发来立论阐释可以感知,而其以名学论庄学,得二者学术之联系与嬗变,尤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其于墨学及惠施、公孙龙学的论辩,也在前辈名学研究基础上,疏释疑难,辨其讹误,研精覃思,多有所获,而后来居上,引人注目。李师对佛教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分析学界关于中国佛教教派的论述与分歧,梳理三论宗由学派进而为教派的历史事实,得出三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开宗的教派。他梳理中国佛教史上从南北朝至隋唐的诸家判教之说,得出判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论,同时又深明判教说的意义、评断判教的客观标准,以及诸家判教之优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李师是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一代哲人。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师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诸大师,又与哲学名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岱年、钟肇鹏等人为师友,国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文史哲兼通,学有所成,为海内外学术名家,曾出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大陆西南片区咨询中心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分会顾问。他在哲学方面除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照着说”,即揭发古圣先贤哲理大义外,还有“接着学”的部分。选入《梅堂述儒》中的《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和协调》、《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以及本书所选录的《佛教教义与环境哲学》,都是李师以儒、释大义为依据,来分析、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此外,作为长期耕耘于三尺讲台的老教授,李师《儒释道三家启发式教学简论》(收入《梅堂述儒》中),也是借儒、释、道三家教学之旧法,开新时代教学之新花。李师尽管称不上新儒学的大家,但他却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这方面,他受冯氏、熊氏的影响甚大,又深受牟氏学术的鼓舞,故其文中多有冯氏之论、熊氏之学,又珍藏着细心研读过的诸家之作。

    “史学篇”收录李师有关史学的论文8篇。李师未刊稿《陈亮的〈酌古论〉评价》一文也应收入本编之中,惜未见其文。李师于1938年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就读,先入的是历史系,后来才转入哲学系学习毕业。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李师虽主攻哲学,但始终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最后战斗的地方也是在历史文化学院。李师《“百二”考》一文,针对《辞海》本辞条之误,考究史料,以为“百二”确解为“得百之二”,而引申为用“百二之势”或“百二”来指雍州这个险固地区,用“百二重关”、“百二山河”或“百二重城”来表示雍州这个险固地区的关隘、山河或城邑的具体数目。其《〈三国志〉新衡》一文,纵论诸家旧说,以为《三国志》著作有承认三分割据政权的客观事实、以魏为正统、在承认三分割据政权与以魏为正统两种思想发生冲突时寻求协调等三大思想特点,并对《三国志》研究的现实意义作了概括总结,高屋建瓴,成为我校三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在他的引领下,我校三国文化研究硕果累累。《二郎神考》一文是李师对历史上真假灌口二郎神及其历史命运作的一个历史性的考察,并由此揭示了民族和睦与政治团结、经济合作,尤其是与文化交融的关系。《杨锐、刘光第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学术、政治地位》、《试论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刘师培政治功过的评价》三篇文章,是李师对近现代四位著名历史人物学术、政治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川人历仕宰辅表》、《南充地区的名胜古迹与历史人物》两文是李师有关地方文史的研究成果。除此两文外,李师还曾与历史系同仁一道,对蜀北军政府等近现代当地发生过的史实作过调查研究,体现其研究历史,保存、整理史料,为当今、为地方服务的强烈的史学用世思想。综合来看李师的史学论文,他不是就史论史,而是站在哲学思想的高度来看待历史,分析历史,并从中得出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社会的思想。他的史学不是所谓的“史学思想史”,却又是“史学思想史”,值得玩味,值得发扬光大。

    “文学篇”收录李师有关文学的论文3篇、著作1部。李师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学术环境,但在时代的大运中也遭受了不少的坎坷。他幼时入私塾,曾学诗于叔外祖罗相臣,就学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时,又从冯柳逸先生学美学,旁听吴宓先生中西诗之比较研究课。早在1944年7月,李师便在《时与潮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艺批评的趋势》一文。在该文中,李师认为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将“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分成“文艺社会学”批评、“文艺心理学”批评和“文艺形上学”批评三个阶段,对各种批评模式的特征、存在的价值及文艺批评发展的趋势作了深入的梳理。该文在文艺批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先后被收入王锦厚、毛迅、周健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一集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王运熙主编、张新编著《中国文论选·现代卷 (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文选之中。后者还对其成就作了积极评价:“作者从‘五四’以来的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归纳出三种主要的批评模式,对各种批评的特征加以初步的评述,并力图勾勒出一条文艺批评史的轨迹,这种努力是过去文艺批评工作者很少做过的。不少的评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客观来看,李师此文乃是从思想学术角度立论,用意并不全在文学或文学批评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师细读《唐诗别裁》及李白、杜甫诗集,学为诗话。《爱吾庐诗话》即是以此为基础,经过不断修改后发表的作品。该稿实分为三卷:卷一上《选体篇》、卷一下《歌行篇》、卷二上《结体(律体)篇上》,分作两篇陆续发表。就其标题而言,显是未完之作,但就实处说,当是没有完全发表,个中原因,不得而知。《诗话》稿完成后,李师又读《词综》及两宋诸名家词集,欲更为词话。因政治形势好转,学校复课,词话并没有完成,但李师于授课之余,渐从事诗词写作,经二十余年之努力,积稿成帙,得二三百篇诗词之作。八十岁时,李师抗战期间执教四川泸县高中时的诸学子共议聚庆,因编选其诗词之作为《梅堂诗词选存》一书。李师于其《自序》中说:“孟子曰:‘充实之谓美。’禅家云:‘不悟第一义,所说都是死句。’二者本为赞道之言,用之诗词亦然。凡诗词中精力不足者,每多陈滥、敷衍之文;空灵缺如者,辄有顽梗不化之句。”此皆从思想高度论诗词之作,读其《诗话》及《诗词选存》,或有所感焉。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用之。今李师《梅堂述学》继其《梅堂述儒》后,终得编就出版,相信他所云“柴薪化烬,火光是否传承下来”的问题会有很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