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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古蜀石崇拜现象的文化内蕴

日期:2014-12-02 15:57:01  来源:罗 建 新  浏览:

试析古蜀石崇拜现象的文化内蕴

罗 建 新*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石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遍布于古蜀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这种泛崇拜的背后掩藏着深层的文化蕴涵,亦即,蜀民思想中有着共同认知:石具有生殖繁衍、驱邪祈福等实际功能,于部族之生存发展有重要作用,更是亡魂必定的回归之所。是故,蜀民便对石进行虔诚膜拜,以期获得于己有利之效用。

关键词:古蜀;石崇拜;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Rock Adoration Phenomenon In Ancient SHU Country

Luo jian-xin  (College of arts ,CWNU Sichuan Nan Chong,637009)

Abstract: As a kind of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rock adoration phenomenon spread all over the social culture lives realm of ancient SHU country’s people. At the back of the extensive adoration phenomenon include deeply cultural content. That is to say, the thought of SHU country’s people have already a common cognition. The rock has the function of breeding and exorcising and praying happiness, and so on. It has actual effect on existence of tribe, and it’s also the necessary return place of ghost. So, the people of SHU country carry on devout of worship to rock and hope to acquire lots of beneficial actual effects.

Key words: ancient SHU country; rock adoration phenomenon; cultural content

 

对大地这一原始母神的崇拜是先民生活中所共有的文化现象,为此他们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虔诚祭祀。由于人类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不尽相同,与之相应,对大地的神性崇拜在原始宗教意识中亦常通过其它具体事物显现出来。而“石头,是打破人类的原始动物性的茫昧而进入文明的第一个符号”[1],其对于人类的生存繁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是故,“人们感激它,崇拜它”[2];加之某些“特殊的石头则以其具有的特殊形状或颜色等特性而被认为有特殊的巫术效力”[3],因之,“人们神化它,奉之为神”[4]。如此一来,石就常被先民相信为具有神秘生成力和行动力的圣物,成为大地母神的实物替代品——亦即崇拜对象了。古蜀之地,“岷、嶓”、“蔡、蒙”诸峰并峙,“沱、潜”、“桓”万水奔流,而“璆、铁、银、镂、砮、磬”等无因与石在属性上具有相类特征,也在殷商之际即被作为蜀地最具代表性之物产而进入贡品之行列[5]。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石理所当然地成为古蜀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感激”与“神化”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作用下,“石崇拜”也相应地成为他们所具有的一种普遍信仰形式了。于是,蜀民把各种不同的石,诸如巨岩、石镜、石笋、石人、石犀等赋予各种人文性的解释,视之为生命、繁衍、永恒、正义、福祉等理念的替代与象征。而在不同情境中,石的这种原始信仰就与古蜀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衍生出诸多宗教仪式与神话传说。

对古蜀石崇拜现象的考察,前人虽有所涉猎,然论之未详,且多是在探讨巴蜀文化的专书中略作陈述,如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中论到:“川西一些民族树立大石的习俗,来源很古老。就蜀族而言,恐怕与石棺葬俗有关。”[6],段渝先生于《巴蜀的文化历程》里指出:“大石崇拜即是蜀人对蚕丛及其所居石室两者加以顶礼膜拜的综合信仰体”[7],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书中所论大致亦如此。童、段、徐诸论指出了石崇拜现象的存在状况,并对其产生原因有所推测,有肇始之功;然其却并未结合文献进行细致探讨,所论略显粗泛。邹礼洪先生有专题论文《古蜀先民大石崇拜现象的再认识》,对石崇拜现象的产生缘由有所探讨,其指出:“蜀人的大石崇拜来自对蚕丛所居之地岷山的崇拜,是大山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8],然其只是作了概念转换,亦未对石崇拜现象背后隐藏的具体文化蕴涵作深入考察。基于此,笔者拟在熟参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与民俗,运用“三重证据法”对古蜀石崇拜现象的深层文化蕴涵作周详考察,冀得一芹之见,以求正于方家。

石崇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遍布于古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这种“泛崇拜”现象背后掩藏着深层的文化蕴涵,亦即,蜀民的思想意识中有种共同认知:石具有生殖子民、繁衍种族、驱逐邪恶、祈求福祉等作用,于个人与部族之存在与延续有着巨大的实际功效,而且,它还因是大地母神的实体象征而成为亡魂回归母体的必定所在。也就是说,人生的全部历程都和石密切联系,故而,人类理应予石以足够之尊崇。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蜀民们遂将石推上神坛,进行虔诚的顶礼膜拜,冀望通过此种行为来获得于己有利的实际效用。

一、生殖繁衍之神

古蜀先民创造文化的历程充满着曲折与艰辛。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对抗生存危机;另一方面,部族之间的相互争战也急需人丁繁衍。在此种情况下,种族自身的繁衍与兴旺就显得极其重要了。于是,生殖崇拜就成为蜀民共有的心理意识。他们认为石的坚硬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生殖力的强劲,而某些石的自然形状也意味着交媾,石就像人一样具有某种灵魂与志意,能繁衍人类,主宰生育,是生殖繁衍之神。如此一来,古蜀先民心目中的石就与生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了。这种联系首先表现为石能够直接生殖子民。《蜀王本纪》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9],《三国志••蜀志•• 秦宓传》中秦宓言:“禹生石钮”,谯周《蜀本纪》云:“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钮”。学界曾将此“石钮”释为地名,如《吴越春秋》卷六载:“石纽在蜀西川也,县有石钮乡,禹所生也”,《水经注·沫水注》更将其具体化为“广柔县”所属之乡,“县有石钮乡,禹所生也”。然翻检群书,不难发现,在神话中的先民认知领域里,禹乃是神秘地诞生于石中,如《墨子·墨子后语》记“禹产于昆石,启生于石”,《艺文类聚》卷六引《随巢子》载:“禹产于昆石”,《路史》引《淮南子·修务训》曰:“禹生于石”,《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亦录“禹生于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且,若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石生神话,如泰雅人、布农人、排湾人、卑南人和阿美人等,其中,泰雅人汶水群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太古时,在Patsupakmayan地方,有一巨石,石有二孔,一孔生男子,另一孔生以女子。两人最初各居一边,单独生活。一日,偶而相会而同居,得悉交合之道。于是子孙繁衍,移住四方[10]。这种“石生人”的思维观念当不例外地存在于蜀民的意识之中。由此看来,在古蜀先民的原初思维里,作为神话人物的大禹,其本身就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诞生于石。与之相应,石也就成为能生育人类的母体。而早期这种“禹生于石”之观念大抵是因其不符合儒家观念而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历史化为“禹生于石纽之乡”了。不仅如此,石的生殖繁衍功能还表现为能使吞食石或石类物质之人有孕。《竹书纪年》记“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灌昂,梦感意接,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禹母吞珠,孕禹”[11],《吴越春秋》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12]在这些记载中,石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感生”之媒介。值得注意的是,在蜀地民俗中,石还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巫术特征,其能使与之接触者“得子”,完成繁衍后代的重要使命。《太平寰宇记》卷十六载:“县(简阳)北二十一里玉女灵山,东北有泉,各有悬崖,腹有石乳房一十七眼,状如人乳流下,土人呼为玉华池。每三月上巳,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验”;同书卷五十二亦云:“(乞子石)在州南五里,两石夹青衣江对立,如夫妇相向,故老相传,东不从西乞子将归,故风俗云无子者祈祷有应”;《蜀中名胜记》卷二亦有类似陈述:“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虽然以上文献所记均为后世之事,然此种向石乞子的行为不可否认地闪烁着古蜀先民神性思想意识之光华,从源头上看,此当是先民以石为具有神秘生殖力量的宗教崇拜演化而成的后世民间风俗信仰。

二、死亡回归之所

与石的生殖崇拜相对应的蜀民意识中的另一种理念就是死亡回归信仰。在古蜀先民看来,石既然是大地母神的替代象征,具有生殖繁衍之功效,那么,人们死去之后,灵魂理应回归母体——亦即回归于石,从而在母体中寻找皈依,完成生命的轮回。这种回归于石的思维观念普遍存在于古蜀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心目中。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蚕丛)死,作石棺石椁”,“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显然,古蜀之帝王,或选择“石棺石椁”作葬身之物,或以巨石为墓志,皆在一定程度上体露出了个体所具有的回归于石之理念。非独帝王如此,古蜀的妃嫔、将相、平民诸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石作为个体葬身之所。《华阳国志•蜀志》云:“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帝王宠妃本为“山精”所“化”,可谓生于“石”,是石所具有的生殖繁衍功能的实例印证,在其死亡之后,理应回归于石,亦即蜀王为之堆建的“地数亩,高七丈”的“武担山”。又,《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曰:“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五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悉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候台。蜀王亲理作冢,皆致方石以志其墓”,蜀族英雄“五丁”,神武忠贞,颇为蜀人敬服,其最终“化为石”,变换形式地完成了生命之回归。这种回归于石的精神信仰牢牢扎根在蜀人的意识中,使得他们认为,死后葬身于石才是得其所在,是故,蜀地极为盛行石棺葬。据考古发现,“四川地区的石棺葬墓地发现较多,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下游、青衣江流域、雅砻江中游及金沙江流域”,这些石棺葬产生时代较早,如“在茂汶、理县境内发现不少石棺墓,用大石板构成,其时代在战国末至汉武帝前” [13],而蜀地的这种“石棺葬”的崇拜习气在汉代更是发展到了极致,仅新津一地,石棺葬之兴盛情况就颇令人侧目,“近几年来,新津陆续发现汉代画像石棺17具,连同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画像石棺和画像石函,新津县共出土画像石棺、石函40多具”[14],这种现象在其他文化系统中是难以觅迹的。如此众多的地下考古材料亦从侧面印证出死亡回归于石之观念乃是古蜀先民意识领域的共同认知,亦是石崇拜现象产生的重要文化诱因。

三、驱邪祈福之灵

在古蜀先民的心目中,“石为具有原始神秘力量的原始咒术信仰”[15],它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遏制凶恶势力的危害,保障人民生活的平安和社会秩序的完整。因此,石便被赋予驱逐邪恶,镇慑崇怪,为民祈福等功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古蜀之时,岷江水患,先民认为此系水怪作乱之故,于是,蜀守李冰作石犀以镇压之,“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同时,他还作石人以同江神定下盟约,“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显然,这里的石便被赋予神性的权威,使之能威崇慑怪,镇恶降邪,从而造福人民了。这种镇邪驱恶的功用当是石崇拜现象所包蕴的一种内在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在蜀地之影响甚为深远。秦汉时期,蜀地仍然盛行以石镇水之信仰习俗,在都江堰鱼嘴外围曾出土石李冰像,胸前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位”,两袖上刻“建宁元年闺月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16],这些石像当为此种信仰在汉代延续之物证。此类记载,亦广泛见于其他相关文献,如《四川通志》卷四九引《旧志》云:“(天涯石)在府河之西岸,其石入地不知几许,高六尺余,周围五尺余。若有掘之者,有风雷之异”[17],《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载:“五块石,(成都)府城治南万里桥之西,有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相传下有海眼,昔人尝起其石,风雨暴作”。兹不赘列。由是观之,古蜀之时的以石驱邪镇崇之文化心理在蜀地后来的民俗文化生活中有着广泛的承继与延续。 不仅如此,古蜀先民还认为石也具有重要的祈求福祉之实际功效。在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考古学者们发掘出10件石制“人物形器”,它们“均为跪座人像。头顶发式中分,四角高翘,脑后有辨发两束。发束并为一股,直垂于后背的双手之间。裸体,赤足,双膝屈皈,双手被绳索反剪”[18]。“这些石跪人像的表情神态无一例外都是一幅承受痛苦的样子,充满悲壮的意味,同时又交织着静默、企盼、祈祷、等待、苦闷与惊讶等微妙的情感变化”[19]。对此,黄剑华以为:“古蜀族或古蜀王国的统治者很可能会像中原王朝一样经常举行求雨的祭祀仪式。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跪人……显然就是‘暴巫尫求雨’的形象写照”[20]。在这里,黄氏以为石人是巫尫的替代物,这是正确的,然而“石头是许多民族的信仰中常被作为雨神,所以乞雨的仪礼中常是被作为第三型(按:亦即‘向神或圣地祈愿’类型)的祈愿对象而常使用的”[21]。古蜀之人除却以石作为巫尫的替代物之外,更主要的在石崇拜信仰的引领下,将其作为祈求神灵赐福的信物。也就是说,古蜀人将石跪人运用于祭祀,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石即雨神的象征”观念和“暴巫尫求雨”融为一体的产物,这里的石,在本质上是雨神的象征,而将石刻成巫的形象,则更是希望通过人与石的融合,加强与雨神的联系,更好的达到祈雨的目的的。

总之,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观念指导下,古蜀先民出于生存与繁衍之考虑,主观地赋予与其生活密切关联的石以生殖、回归、驱邪、祈福等多种实际功用;出于实际功效之考虑,蜀民们遂对之进行虔诚的崇拜,而这种膜拜行为“唤醒了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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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J],文物,2004,(4):55 .

[19][20] 黄剑华.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M],成都:巴蜀书社,2003,61,63.

[22]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1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0YJC751061)“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互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建新(1979.10—),男,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