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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藏学文献事业发展史探讨

日期:2015-01-07 16:50:01  来源:  浏览:

以藏区藏学文献和藏区藏学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藏学文献学是我国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国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系统地研究藏区藏学文献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深入地总结藏区藏学文献工作的优良传统和辉煌成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它将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学体系,弘扬中国多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对挖掘、抢救、整理研究藏区藏学文献资源,建立现代化的藏区藏学文献报道和检索体系,有效地进行藏区藏学文献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实现藏区藏学文献资源共享等,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课题成果主要内容

1.项目回顾

2012年以来,课题组采用调查法、文献法等形式,以藏区历史发展为主线索,从藏区寺院藏书、佛经目录的编撰、佛经典籍的分类、藏文目录学的发展及其历史文化意义等几方面切入,探索和研究藏区藏学文献事业发展史。目前完成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任务下达书》规定的任务:须至少2篇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论文。

2.项目成果

本课题主要研究藏区古代文献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存在的形式,从而对藏区古代文献事业发展形成较全面的研究。此间,课题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共计2万余字数:

(1)王黎、朱俊波.论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图书馆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 2013年 01期。 

【摘要】藏区寺院是藏文文献的主要收藏场所, 所以藏区寺院藏书、目录编制、文献管理是藏学传统目录学的主体。本文通过对藏学佛经目录的产生与发展及其分类体系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藏学佛经目录分类体系独树一帜,在我国目录学体系中意义重大。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研究:

1、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形成———吐蕃赤松德赞时期;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藏学佛经目录发展的新时期———西藏解放时期。

藏学佛经目录的形成与分类是在吐蕃王朝时期,这时期佛经文献的入藏以及佛经文献译本、写本、印本的不断增多为西藏佛经目录的编撰提供了条件,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即藏寺佛经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对外来佛经文献进行分类管理。

2、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分类:(1)吐蕃时期三大目录,即,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钦浦目录的分类体系;(2)藏文《大藏经》分类体系;(3)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综合分类体系。

公元8世纪末,《旁塘目录》、《丹噶目录 》、《钦浦目录》等三大目录相继编制,即为藏文文献分类的开始。此后出现的多种目录,虽在分类编排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在这三大目录分类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大目录”已有两部遗失,仅存《丹噶目录》。透过《丹噶目录》,了解到吐蕃时期佛经文献目录分类编目体系。这个分类编目体系不仅为以后的藏学文献目录的分类编目提供借鉴参考的实践经验,也对后世藏学文献目录分类体系的逐渐形成、发展、成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对藏文《大藏经》的编排体系,布敦大师在编纂藏文《大藏经》的目录时,首先将佛教经典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个大类,其次根据著作所论述的内容,又分为显宗和密宗两部分。显宗类若加以细分,有律、经、论三部分;密宗可分为四部,即无上瑜伽部、瑜佃部、行部和事部;再加上密宗总续的八大部类即为《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共同分类法。此外,《丹珠尔》 的论著在这八大部类之上,加上大五明里除了内明的四部论著,即声明、因明 工巧明 医方明以及小五明, 即修辞学 辞英学 韵律学 戏剧学星象学,还有历代藏族学者的全集以及零散著作等这样,显密宗著作一共分为十九个基本大类,各类又分为若干部类 后各地出现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分类体系均以此为蓝本。

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综合分类体系类目的编排上,其分类的基本规律大致如下:

第一,将甘珠尔与丹珠尔立于类目之首。

第二,按照经、律、论、密宗八部和大五明、小五明的学科进行分类。

第三,按照史传、全集形式分类( 按高僧大德的著作门类进行分类)

3、藏学佛经文献目录发展的历史意义:推动藏传佛教流传发展和研究;拓展丰富我国宗教专科目录内容;改革佛教目录分类法,将密教经典与显教大乘经典并列;对佛经目录进行系统分类在佛经目录分类时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原则;藏学佛经目录在解题推荐书目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

综上所述,结论: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历史意义在于:全面整理了藏学佛经典藏著作,系统反映了藏学佛典的翻译流传情况,完备记录了藏学佛典目录资料,为藏学佛经的研究、阅读、历史参考提供了必备的资料及门径,对人们了解藏传佛教流派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其独特的分类体系不仅完善了我国目录学的编制方法,也是我国传统目录学分类体系上的独创。

(2)王黎.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传播与藏文目录学的发展.西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14年2期

【摘要】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藏文大藏经在其翻译与传播过程中对藏文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促使藏文目录学从形成到完善最终走向成熟。本文把藏文大藏经翻译与传播过程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它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催化作用。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藏文大藏经概述: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开始了佛典的藏译活动。自此, 藏文 《大藏经》 与汉文 《大藏经》、 巴利语 《大藏经》 流传于世。

藏文 《大藏经》,是译成藏文的佛经典籍和佛经论著总集,分为 《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称为“正藏”,是翻译佛语的译文,即为佛祖释迦牟尼语录译文;《丹珠尔》称为“续藏”,是对佛经注疏和论著的译文,即佛教徒和佛学大师所作论述及注疏的译文,包括经律的阐释、密宗仪轨以及五明杂著等。自松赞干布时起,经历代高僧的翻译、校正、整理、精心甄别至14世纪最终完成,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其中收录的佛经典籍大部分是8、9、11、13世纪时直接从梵文翻译的,弥补了不少汉文大藏经中没有的内容,因此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对研究藏传佛教、藏族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2、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传播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影响:

吐蕃藏文佛经典籍和佛教著述的翻译促使藏文三大佛经目录形成,这些佛典目录成为指导阅读藏文早期的佛经文献、检索佛典的重要工具;

7世纪吞弥·桑布扎以梵文为参照并结合藏语的实际情况,潜心研究,创造性建立了完备的藏文字体系,使藏文翻译佛典成为了可能,这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推行和传播藏文字。

公元8世纪初,赤德祖赞继位,吐蕃王室重新开始崇尚佛教,并翻译了一部分佛经。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大力弘扬佛教,建立藏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桑耶寺的创建、藏僧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建立,同时也打开了吐蕃大规模传播佛教的局面。佛经的翻译事业从此得以迅速发展,迎来了兴盛期。8世纪末,赤德松赞为提升藏传佛教的地位,鼓励大量译经,推广佛教成果,召集印度、克什米尔、藏区等各地的译师对译经进行了全面的汇集、审定和编纂,并对诸多译语进行统一和规范。佛经典籍的大规模翻译、整理,为藏文目录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藏文三大佛经目录旁塘、丹噶、青浦目录形成,三大目录基本上包含了藏文早期的佛经文献。

元朝藏文《大藏经》的翻译、编撰、分类、整理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也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10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到来阿里、安多等地率先举起复兴藏传佛教的大旗,西藏各地相继出现了宁玛、萨迦、噶当、噶举等教派。各大教派在佛教经典的翻译、阐释、注疏工作中培育了一批学识渊博的佛学和译经大师。他们新译了大量未翻译过的佛教典籍,并对吐蕃时期翻译的经论进行了校订改正。这一时期佛经典籍翻译总量高达2000多种,佛经典籍大规模翻译和系统的分类整理,为藏文目录学形成创造了条件。随着藏文大藏经分类编目、藏文大藏经目录的编制,藏文文献目录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从元朝五种藏文大藏经目录不难看到,佛经文献的大量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编排、分类、整理,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传播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完善与成熟;

通过对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的比照我们不难发现,各个版本的大藏经在编排部类的次序、经论的函数以及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不同在《丹珠尔》部分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就是各种版本在主要内容、部类编排次序上大多数依据蔡巴和布顿版,但经论部分函数不同,并在后期的版本中,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时期大藏经版本目录出现了《甘珠尔》目录多于《丹珠尔》目录的现象,这就说明明清时期刊刻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在蔡巴和布顿大师编目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使目录更加成熟与完善。虽然,到1737年时编排的德格版《丹珠尔》目录中仍在加入新内容,但这一时期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目录底本较为完善。同时,十五种大藏经版本目录的存在反映了明清时期藏文目录学在藏文大藏经的传播与刊印过程中走向成熟,走向完善。

3、藏文大藏经影响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原因分析:藏族地区统治阶级弘扬佛法、信奉佛教,中央政府扶持佛教,重视佛教文化发展;藏文大藏经在翻译与集结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具有渊博学识的佛学大师,这些佛学大师在对大藏经翻译与集结的过程中,对藏文大藏经进行了校订、修订、编目,成为藏民族最重要的翻译家、目录学家;藏文大藏经在形成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这种体系深刻地影响了藏文目录学的发展。通过对藏文文献目录分类类型的分析,认为藏文大藏经目录体系为藏文目录学的精髓所在。因此, 藏文目录学中的分类、编目体系深深地打下了藏文大藏经分类编目的印记。

(3)王黎、卿玉弢.我国古代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比较研究.兰台世界(北大核心期刊),2014年12期。

[文摘]本文从我国古代书院与藏区寺院的文化教育功能切入,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书院藏书与藏区寺院藏书的异同,重点分析了其在藏书的形成、藏书的教育功能、藏书来源、藏书历史作用、藏书分类体系、藏书内容、藏书服务对象上的异同。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藏书的形成与发展受佛教的影响

书院是我国程朱理学的发源地,而理学是佛教、道教、儒学为适应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思想统治的需要,而融合的结果。佛教的传人对理学的形成、发展、影响甚大。因此儒、释、道文化在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对书院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极深影响。藏区寺院藏书的发展是寺院佛教活动影响的结果。藏传佛教的发展,改变了藏文图书的生产方式,促使了藏寺藏书的发展和壮大。

2、藏书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

书院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促使书院藏书的形成,因此收藏教学用书、讲义、学术专著等书籍成为书院藏书的重点,其藏书目的非常明确且重点突出,即:书院藏书主要是满足教学需要,重在使用和为培养人才服务。在藏区,寺院在开展佛教活动的同时,也开展文化研究、文化学习和传播活动。按照教学要求,寺院设有专业阅览室。如医学院有医药阅览室。此外寺院为配合教学活动,在教材刊印、整理及使用上,不断的丰富内容,为僧徒们提供必需的自学和教学参考书用书。

3、藏书来源相似

自置、自刻、自印是书院与藏寺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

4、藏书历史作用相同

中国书院藏书与藏寺藏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对社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作用这一角度观察,在以下方面有其一致性:

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培养了大批人才, 提高了地方教育文化水平,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藏书体现了学术流变轨迹。

5、书院藏书与藏寺藏书的不同之处:藏书的数量与内容不同;藏书目的与服务对象不同;藏书分类体系不同

二、成果的学术价值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它的本质属性是记录知识,它的外延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藏学文献作为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献的本质属性和它自己特有的内涵与外延。“藏学文献是记录有藏族及藏族地区知识的一切载体”,即是说一切用文字 、图形 、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 ,记录和描绘藏族及藏族地区知识的一切载体均属藏学文献。它囊括了国内外用不同文字或其它方式形成的全部藏学文献。

建国60年来,国内外对藏区藏学文献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研究的内容与形式看绝大多数是对文献本身所表现的内容进行研究,即文献所承载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算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就藏区藏学文献事业发展史的诸多问题思考不足,尤其是藏区藏学文献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存在的形式的研究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尤其在藏学文献理论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和薄弱环节。本课题基于以上问题,主要对藏学文献发展史中的藏文目录学的发展规律进行了重点研究。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国文献事业发展史分支之少数民族文献事业史研究的重视,对促进中国古代文献事业史的全面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