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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县档案中民俗史料的开发利用研究”

日期:2014-12-02 15:49:08  来源:张晓霞  浏览:

“清代巴县档案中民俗史料的开发利用研究”

最终成果简介

张晓霞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在《清代巴县档案整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作者对巴县档案被发现至今半个多世纪里的整理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包括对巴县档案的汇编和公布方面已取得的成果、迄今为止研究巴县档案的论文、与巴县档案有关的著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并从提供利用者维度和研究者维度两个方面提出了作者的思考。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对清代巴县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成果数量太少,需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目前已经出版的汇编数量不够多,有些汇编价格非常高昂,不能满足利用者的需求;档案馆的开放和利用程度也还需要提高,应该给与研究者最大程度的支持。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地方研究的投入力度,降低收费标准;研究者们能够团队作战,共同研究,发表大量论文,出版系列著作;档案馆能与所在地高校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开发和研究。

在《清代巴县档案的“休妻”与“嫁卖生妻”》中,笔者从巴县乾嘉道三朝的婚姻档案中选取了保存相对完整的62个案例进行讨论,重点对嫁卖生妻的普遍性、休妻和嫁卖生妻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认为乾嘉道时期正是清朝由盛到衰的重要阶段,年龄层的分布和男女性别比例的不均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导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休妻和嫁卖生妻问题都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发生的。休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妻子犯七出之条而休妻;套娶为妾、被女方控案而休妻;停妻再娶、与后妻母家有矛盾而休妻;打着休妻的幌子,名为休妻、退妻,实际就是卖妻。嫁卖生妻的原因主要有:家庭贫困,日食无度;夫妻感情不睦;婆媳关系不好;妻子犯奸;丈夫外出或者犯案被押。

在《清代巴县婚姻档案史料价值探析》中,作者对巴县婚姻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认为清代巴县婚姻档案是研究四川婚姻家庭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法律、社会关系的最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是与其他类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互证互补的重要文本,是研究清代诉讼文书的文种、书写格式及特点、文书制度的极好案例,是研究清代律法规定与地方衙门案件审断实践差异的直接样本,是研究清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素材,是借古鉴今的生动案例。

在《清代巴县孀妇的再嫁问题探讨》中,作者从巴县对守节妇女的旌表、巴县孀妇再嫁的普遍性、巴县孀妇再嫁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生存的需要、夫家的逼迫、他人的欺凌、家庭矛盾涉讼导致知县判孀妇再嫁等几个原因是巴县孀妇再嫁普遍的内在原因,而清代溺女之风盛行、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适婚男子娶妻困难等几个原因则是巴县孀妇再嫁普遍的外在原因。

二、成果的学术价值

(一)在研究方法上的推进

论文大量运用案例分析方法,较为清晰地再现了清代州县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也展现了官方法律在清代州县的具体实践。在孀妇再嫁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都以具体的档案文献为对象,所有观点都是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得出,都有文献的支撑。此外,笔者还较多地运用了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求所得出的结论尽量全面、客观。

(二)在研究材料上的推进

论文对乾嘉道三朝的婚姻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档案作为自己的分析研究对象,以求在资料上的全面,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现巴县在清代中期的婚姻关系及其特点。还从巴县婚姻档案中挖掘了许多从来没有被开发利用过的材料,比如清代每朝对人口总数和男女人数的统计,育婴堂有关男女婴儿死亡的数据等材料。而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孀妇再嫁、嫁卖婚等问题的重要依据和基础。以往宏大叙事研究模式下,往往忽略掉了最精彩的历史环节。而这些档案材料所展示的,往往就是最精彩的案例、最生动的人物、最具体的情节、最接近真实的数据。

(三)在现有观点上的推进

1.更为客观地看待巴县档案在反映史实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档案文献是第一手的史料,在客观真实、生动详细地反映历史真相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一般而言,档案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实际,更为真实可靠。因为这些档案是当时案件审理过程中保存下来的一整套材料,有告状、禀状、诉状、供状、结状等等,对案件的起始缘由有较为清楚的记载,不是我们事后再来编写的,是当时当事的原始历史记录。所以,从真实性和可靠性而言,档案比其他任何文献材料都更为真实可靠,所记录的案件内容大多都应该是值得信赖的。而且,档案文献的记录相对比较详实,可以弥补如志书之类文献的不足,还可以与其他文献进行互证互考。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的缺陷所在。在分析具体案例的时候,要做到以供状、结状为主,辅以告状、诉状、禀状及其他材料,尽量更为客观地还原事实的真相。

2.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清代孀妇的守节与再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两者看似对立,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守节与再嫁只是不同阶层妇女的不同选择而已。虽然清代加大了对节妇旌表的力度,但清代并没有阻止孀妇再嫁,反而在律例中明确规定了孀妇再嫁的若干条款,其实就是承认了孀妇再嫁的合理合法性,而且还不乏对孀妇的保护条款。从巴县旌表的节妇身份和地位来看,多是处士、监生、儒童之妻女,她们从小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较大,而且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所以大多会选择守节。而下层百姓因家庭贫困,生存压力太大,不符合守节的条件,所以极少有孀妇守节的情况,大多还是为了生存选择了再嫁。即使下层百姓中有守节年限符合旌表条件的孀守节妇,也很少看到她们受到旌表的案例。

3.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妇女的限制诉讼问题。

有关妇女抱告、传唤等问题,相比已有研究成果,有新的观点和看法。状式条例对妇女的诉讼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包括妇女起诉、到庭应诉以及出庭作证等。其实在巴县的实践中,笔者发现,对于妇女起诉必须要有抱告的规定贯彻得比较彻底。虽然巴县档案中也有妇女独自出头控案而没有抱告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而且还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而对于妇女到庭应诉及出庭作证方面,巴县档案中显示妇女并没有受到限制,只要是案情需要,妇女就会出庭应诉,也会出庭作证,与男性并没有什么区别。

4.更为细致全面地认识到清代法律制度在州县层面的具体运作与实践。

从大量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知县在审断时大多没有严格依律而断,知县本人的好恶、当地的风土人情、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些“情理”因素在审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知县在审断的实践中大多能够适应社会实际和民间习俗。知县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期望能用道德来教诲百姓,使得他们能够明白道理,以后不要再犯,所以对当事人的惩罚比律例规定的要轻得多。惩罚手段大多是责惩,即对应当受罚的当事人施以笞杖刑罚,此外,都是训诫和调处息讼。况且,当时的孀妇再嫁、犯奸、卖娼等行为,大多都是下层百姓为了生存的不得已之举,知县要在地方树立“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形象,不得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老百姓对案件审断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