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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措施

日期:2014-11-13 15:01:39  来源:马勇 刘治立  浏览:
三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措施
 
马勇 刘治立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三国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关系复杂,许多人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如刺杀、绑架来打击对手,威慑诸侯。政治家们针锋相对,制订了一系列反恐措施,以打击恐怖行为,维护统治区的社会安定。
关键词:三国 恐怖活动 反恐措施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解释是: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或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以刺杀和绑架为主要手段的恐怖事件时有发生,在三国时期尤其突出。
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各种矛盾尖锐激烈,割据势力之间发生过频繁激烈的战争。为了击败敌手,各支军事势力之间不惜采用恐怖手段,战争与恐怖并存、并行,斗智斗勇,机关算尽,或欲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或欲杀鸡儆猴,威慑诸侯,使三国历史显得格外复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防止对手的非常手段,保护政要人物的生命,维护社会的稳定,政治家们针锋相对,采取了许多反恐措施。
三国时期的恐怖活动
三国时期,恐怖活动多如牛毛。当时的恐怖活动主要表现为直接针对敌方统帅、政要、将领而实施的刺杀等活动,一旦成功,往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1刺杀
三国历史中影响最大的是曹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最大,树敌最多,所以遭到的恐怖袭击也最多。张绣投降曹操不久就后悔了,傅玄说:“绣有所亲胡车儿,勇冠三军,太祖爱其健,手以金与之。绣闻之,疑太祖因左右刺之,遂反。”[1]张绣对曹操发动突然袭击,“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2]曹操的长子曹昂在这次袭击中殒命。曹操的父亲曹嵩也死于恐怖袭击。在一次远行的途中,曹嵩遭到陶谦部属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刺杀,“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 [3]
曹操不仅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也是暗杀活动的发动者。《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记载,东汉末年曹操“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他欲行刺张让为民除害,失败后还能全身而退,除了说明他才武绝人外。还说明他是有充分准备的。统一北方后的曹操虎视南方,谋划着如何完成一统江山的大业,他深知对手们力量很强,很难在战场上将之杀掉。聪明过人的曹操“不会袭击已得到周密保护的目标或实施可能有高收益但要冒高风险的行动,而只会在比较传统的目标类型之中寻找和利用人们迄今尚未觉察到的薄弱环节,并相应调整其攻击计划和战术”[4]因此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来置之死地。曹操想干掉刘备,他很清楚刺客很难接近刘备,但知道刘备渴求人才,就不惜选派“一时之奇士”混到刘备身边,与刘备探讨伐魏大计,取得刘备的信任,准备寻机行刺,“曹公遣刺客见刘备,方得交接,开论伐魏形势,甚合备计。稍欲亲近,刺者尚未得便会,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5]多亏被诸葛亮识破,否则三国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曹操对刘备的这次刺杀活动是一次典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或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 [6]
刘备早年担任平原相时,当地有个名叫刘平的人非常蔑视他,“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7]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刘备投靠刘表期间,引起了蒯越、蔡瑁的嫉恨,准备在一次宴会上干掉刘备,“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 [8]
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称性,恐怖分子往往“满足于杀死一个两人或是十来人、几十人,而不至于大动干戈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制造大规模的伤亡” [9]许贡被孙策绞杀,其门客为了给许贡报仇,抓住不可一世的孙策轻而无备的弱点,趁他打猎时行刺。在《三国志·孙策传》裴注所引的《江表传》中对于这次刺杀行动有比较具体的描写:“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雠。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孙策被谋杀时年仅26岁。
曹髦*被刺杀。曹髦眼见政权旁落,不甘心做傀儡,“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欲讨伐权臣司马昭,早已成为司马氏鹰犬的太子舍人成济在贾充的唆使下“即前刺帝,刃出于背。” [10]成济抽戈犯跸,在封建社会实属罪大恶极,所谓跸,《汉官仪注》“皇帝辇左右帷幄者称警,出殿则传跸,止行人清道也。” 犯跸,就是冲犯皇帝出行时的仪仗车骑,醋罚金刑《汉书张释之传》如淳注引乙令:“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成济肆无忌惮地刺杀皇帝,可见权臣司马昭势力之大及其对曹魏皇权之蔑视。
刺客的刀剑不仅指向了各个割据势力的核心人物,也对准了举足轻重的文武大员。李傕的部将“杨奉与傕军吏宋果等谋杀傕,事泄,遂将兵叛傕。”[11]关羽败亡后,刘备兴师动众伐吴,与关羽并称“万人敌”的张飞却突然被部下所暗杀:“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12]这件事情虽然与张飞不能善待部下有关,并且发生的有些突然,但从刺客行刺得逞后带着张飞的首级从容投奔东吴来看,刺客是经过周密的策划的。另一个遭到袭击的是费祎,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13]郭循是郭修降蜀后的假名,《魏氏春秋》记载了行刺的原因及经过:“修字孝先,素有业行,著名西州。姜维劫之,修不为屈。刘禅以为左将军,修欲刺禅而不得亲近,每因庆贺,且拜且前,为禅左右所遏,事辄不克,故杀祎焉。”[14]郭修行刺的目标是刘禅,只因无法亲近,只能蜀汉重臣杀了费祎。曹魏皇帝诏书中详细追述其政治谋杀的原委:“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修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探(门内俞),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於广坐之中手刃击祎。”[15]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矛盾在三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地中原王朝造成了一定的震动,为了阻遏异族的进攻除了采用军事打击外,曹魏政权还采用刺杀的手段。《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鲜卑族首领轲比能控制北方诸族,多次打败中原军队,“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毕轨有陉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
三国时代的重要人物中,也有以行刺而逐步抬高地位的,比如吕布。并州刺史丁原对主簿吕布“大见亲待”[16],董卓想除掉丁原,他确定的人选就是丁原最信任的吕布,“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17]“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甚爱信之,誓为父子。”[18]董卓与丁原一样信任吕布,也在后来步丁原后尘,做了吕布的刀下鬼,建安“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馀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19](董卓传)吕布“手刃刺卓”[20],才摆脱了为人部将的状况,逐步成为一方诸侯。
东汉三国之际社会矛盾激化,仇杀现象时有发生,赵娥亲为其中的典型。赵娥亲的父亲赵安为同县恶霸李寿所杀,三个兄弟同时病死,“娥自伤父雠不报,乃帏车袖剑,白日刺寿於都亭前,”[21]皇甫谧在《列女传》中记生动记载了刺杀仇家的经过:赵娥亲“阴巿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李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但这并不足吓退复仇者,磨砺刀,弃家事,寻机报仇,“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樁其喉,反覆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 [22]。傅玄在《秦女休行》不无欣赏地描述刺杀过程:“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百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异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
赵娥亲刺杀仇家是在东汉光和二年(179年),还没有进入前三国时代(指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年),算不上是三国刺杀者,但其行为影响了儿子庞淯。庞淯继承了母亲的品格,为故主报仇而欲刺杀张猛:“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猛令曰:‘敢有临商丧,死不赦。’淯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门,衷匕首,欲因见以杀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23]庞淯为故主报仇以行刺反叛者,显得颇为悲壮,他的遭遇还算好。伍孚刺杀董卓与庞淯的行为相似,都是向邪恶宣战,都没有成功。《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王粲《英雄记》曰:“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著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於市朝以谢天下。’遂杀孚。”
庞淯为上司或报仇而行刺,以忠烈闻名;伍孚为天下除害,其气概堪重;徐庶、典韦、夏侯惇为朋友报仇,则颇具战国刺客、游侠的风范。“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雠,白垩突面,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吏乃於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24] “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雠,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巿,一巿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转战得脱。” [25]“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26]
2 绑架
绑架指违背对方意愿,用强力将人劫持。在三国纷争中,为了达到要挟对方乃至要挟天下的目的,各派势力经常采用这种手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紧紧控制住汉献帝,使其成为他手中的一个棋子,关键时候打出天子的旗号来号令天下,威慑诸侯。
如果说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些牵强的话,毕谌曾经是曹操的属下(别驾),张邈叛乱时,为了分离曹操的力量,“劫谌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27]曹操的部将夏侯惇与吕布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 [28]后来曹操也采用了这一套,劫持徐庶的母亲,使追随刘备的徐庶放弃与刘备共图王霸大业的计划,“遂诣曹公” [29],黄初年间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
刘备曾经意气用事,贸然犯上,绑架督邮。督邮是郡太守属吏,职责是督察各县,宣达教令。督邮应公事来到安喜县,时任安喜尉的刘备求见,遭到拒绝,刘备“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30]裴松之注引《典略》记载了事件的过程:“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馀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由于力量不够强大,刘备曾先后投靠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军阀势力,在去留之间也多次受到所投靠者的攻击,其妻子多次被劫夺为人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作战,吕布乘虚袭击,守将曹豹迎接吕布,“布虏先主妻子,”最后,刘备不得不向吕布求和,“布还其妻子”。建安三年,吕布与刘备交恶,派部将高顺攻击刘备,刘备投奔曹操,高顺“复掳先主妻子送布”。建安五年,曹操征讨刘备,“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掳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以归”[31]
恐怖行为的目的及古人的评价
三国社会秩序混乱,恐怖行为频繁其危害也较其他时代为重。究其目的,地址有以下几种:
第一,受命除敌,制造混乱。
曹操派无名刺客行刺刘备、王雄派韩龙刺杀轲比能,董卓派吕布刺杀丁原,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挟持人质,迫其就范。
人质指在对峙关系中被一方拘留的人,用来迫使对方履行诺言或接受某项平常情况不会接受的条件。吕布劫夺刘备的妻子,刘备只能违心地投靠吕布;张邈劫持了毕谌的母亲,毕谌不得不离开曹操;曹操劫持了徐庶的母亲,徐庶只得离开刘备投进曹营。
第三,报仇申怨,舍身为义
这里包括为故主报仇、为朋友报仇等情况,前者如许贡客为许贡报仇刺杀孙策、如庞淯为邯郸商报仇刺杀张猛,后者如徐庶、典韦、夏侯惇为朋友报仇而手刃朋友的仇人。
在三国时代,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恐怖袭击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因此也会引起时人或后人的一些反应,许多历史学家在记述了刺杀或绑架事件,往往要对事件做出历史的或道德的评判。
《礼记·典礼上》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复,交游之仇,不同国。”根据这种理论,汉代社会对刺杀仇家持宽容乃至怂恿的态度。皇甫谧说,赵娥亲刺杀仇人李寿后,“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 皇甫谧也根据儒家学说对赵娥亲的刺杀行为给予很高的评价:“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32]
三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大多是诸侯战争的辅助手段,采用的都是刀剑箭戟等冷兵器,杀伤力有限。刺客或劫持人质者指向的目标明确,往往针对当事人,一般很少伤及无辜平民,危害范围比较小,所以不仅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强烈谴责,反而引来了许多的同情和惋惜。
孙策性情暴躁,结下仇怨颇多,所以曹操的谋士郭嘉未卜先知,认为“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 [33]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刺杀孙策的三位刺客评价是:“许贡客,无闻之小人,而能感识恩遇,临义忘生,卒然奋发,有侔古烈矣。诗云:‘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贡客其有焉。”[34]曹魏皇帝下诏书嘉奖刺杀郭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的行为,表彰他“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35]裴松之对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很不以为然:“臣松之以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36]
裴松之认为,曹操派来刺杀刘备的无名刺客能够以一席话令刘备信服,足见其才智卓绝,堪称“诸葛亮之流亚”,这样非凡的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行刺未成后悄无声息,实在令人惋惜:“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於此客,则此客必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云‘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应显达为魏,竟是谁乎?何其寂蔑而无闻!”[37]
中原王朝历来存在着华夷之辨,对周边少数民族持蔑视的态度,所以认为只要能解决边患,什么手段都有道理。陈寿在《三国志》中虽然没有直接评价青龙三年(235年)刺客韩龙的政治暗杀活动,但他认为暗杀活动产生的后果是使北方诸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由此可见还是持肯定的倾向。
三国时期的反恐措施
美国布赖恩·迈克尔·詹紧斯在为《反新恐怖主义》所做的前言中指出,“恐怖行为,例如谋杀或绑架,首先是典型意义上的犯罪,然而它是出于政治动机……恐怖主义在战术上多数场合下是违反了武器冲突所应遵循的规则——例如,恐怖分子有意将非战斗人员作为靶子,或者对人质采取行动”三国时期的有些刺杀或绑架行为固然符合伦理准则,但总体上来看这种非正常的行径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往往会使矛盾上升。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恐怖行为的发生,三国时期的政治家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曹操对于保卫工作非常关注,他“少机警,有权数,”[38]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有着高度的警觉,告戒别人在自己睡觉时不许走近,否则会在梦中杀人,“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39]为了防止匈奴使者的袭击,曹操在接见匈奴使者时装扮成卫士,立于旁边,而让崔琰装扮曹操,“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40]“自以形陋”显然是借口,汉末太尉桥玄,善于观相,“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41]可见曹操并不是丑陋到了不敢正面见匈奴使者的地步,他的行为颇似后来许多政治家在面临潜在危险的时候让替身出面,自己“捉刀立床頭”躲在一旁操纵,正是由于担心泄露秘密,才追杀匈奴使者。匈奴使者的话说明其已经识破曹操的真面目,所以才惹来杀身之祸。
第二,运用法律手段打击恐怖行为
成济刺杀曹髦,虽然是在执行司马昭的意旨,但其刺杀皇帝的行为犯了大逆无道罪,司马昭为了安抚天下,只得遵守法律科条将成济作为替罪羊杀掉,自称“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42]
东汉汉安帝、顺帝之后,政教陵迟,劫持人质不避王公,而不能遵守法律行事,使劫持人质者更加猖獗。夏侯惇被劫持后,“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日:‘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惇者。持惇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日:‘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43]曹操是个非常重视法治的政治家,曾经明确主张“拨乱之世,以刑为先”[44],乘这次人质被救的事件的解决,曹操制定法令,规定出“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的强硬措施,以打击劫质者的气焰,取得了很大的收效“由是劫质者遂绝。”
第三,以暴制暴,打击敌手
《魏书》记载,曹操在还归故里的途中险遭劫持,他发现后即使杀死了图谋者,制止了劫持事件的发生:“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45]孙盛《杂记》记载:“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曹嵩被刺杀后,曹操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所过多所残戮” [46]凡殺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
第四,妥协退让,减少损失
李少军在《国际安全警示录》一书中指出:“恐怖主义是武装者基于政治目的对非武装者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目的是把一定的对象置于恐怖之中,逼迫其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情。”这个定义强调了恐怖的中心性,暴力的有组织性和有目的性,以及恐怖主义试图达到的心理影响,对于分析分析三国时期解决绑架事件很有参照意义。
三国时期的绑架人质者往往抓住人们无法割舍的亲情来要挟对手,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并迫使其做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出的事情。绑架者只是以人质为要挟,迫使对方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作出让步,一般不会伤害受劫持者。毕谌的母弟妻子被张邈所劫持,为了救出亲人,毕谌离开了曹操,归顺张邈。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所执,不得不与刘备告别,投向刘备的对立面。刘备的妻子被吕布劫去,“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
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劫持者的阴谋得逞,但在政治伦理化的古代往往能够被人们理解。毕谌后来被曹军生获,众人为他的命运担忧,而曹操却法外开恩,不仅没有追究罪责,还委任毕谌为鲁相,曹操这样做的理由是:“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47]
第五,攻心为上,以挫其气
曹操担心刺客对自己行刺,就尽量神化自己,以威慑潜在的敌人,“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48]曹操与自己的一个亲信合演识破刺客戏,不惜牺牲亲信的生命来挫伤图谋行刺者的心志。
刘备与曹操的性格不同,他“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49]往往能以诚相待,感化别人。刘平派刺客去行刺,“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书》记载:“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50]
曹操派去刺杀刘备的刺客能蒙蔽刘备,却无法欺骗诸葛亮,所以见到诸葛亮,“魏客神色失措”借口上厕所,仓皇越墙逃遁。诸葛亮向刘备分析说:“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51]诸葛亮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的眼神已使刺客挫气。
 
注释:
[1]《傅子》
[2][3][15][27][38][46][47]《三国志·武帝本纪》
[4][9]《反新恐怖主义》第52页,第50页
[5]《三国志·诸葛亮传》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7][30][31][49]《三国志·先主传》
[8]《三国志·先主传》注引《世语》
[10]《三国志·三杀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11][17][19]《三国志·董卓传》
[12]《三国志·张飞传》
[13]《三国志·费祎传》
[14]《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魏氏春秋》
[16][18][20]《三国志·吕布传》
[21] [23]《三国志·庞淯传》
[22][32]《三国志·庞淯传》注引《列女传》
[24][29][37][51]《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
[25]《三国志·典韦传》
[26][28][43]《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
[33]《三国志·郭嘉传》
[34]《三国志·孙策传》裴注
[35]《三国志·三少帝纪》
[36]《三国志·三少帝纪》注
[39][48]《世说新语·假谲》
[40]《世说新语·容止》
[41][45]《三国志·武帝本纪》注引《魏书》
[42]《三国志·三少帝纪》
[44]《曹操集·以高柔为理曹掾令》
[46]《三国志》注引韦曜《吴书》
[50]《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