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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著述考

日期:2014-11-13 12:00:55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著述考

李 纯 蛟

 

(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摘  要: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研究专著和具体的篇目,以及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过去,由于学术界长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探研,致使我们未能确知孙盛实曾有过《三国志》研究的专书著述。

关键词: 孙盛,《三国志》研究,著述,书名,篇名,考订

                                                                     

 

 

一  《三国阳秋》并非一书之名考

 

孙盛,字安国(302-373),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东晋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著《三国阳秋》,史有明载。

唐初虞世南辑《北堂书钞》卷五十七《设官部九》:“《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云:盛字安国,为秘书监,尊尚好学,自少及老,手不释卷,既为史官,乃著三国晋阳秋。”

唐玄宗时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十二《职官部下·秘书监第九》“著阳秋,典文字”条:“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孙盛自(李按:自当作字)安国,为秘书监加给事中,笃尚好学,自少及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阳秋。”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二三三《职官部三一》:“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孙盛字安国,为秘书监,笃尚好学,自少及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阳秋。”

诸书引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著三国阳秋”,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二等都说“‘三国’二字未详”。上引三部文献所摘记孙盛著书,虽文字各有小别(“晋”字或有或无),但述孙盛著书皆有《三国阳秋》则无异词,且文献出处均源自何法盛《晋中兴书》。

以《三国阳秋》为书名的史著,并不为历代书目文献所著录。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呢?

作《隋书·经籍志》的考证者、诸家作《补晋书经籍志》或《补晋书艺文志》者:或持史载孙盛所著《三国阳秋》就是一部书这一看法,例如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卷二所说;或认为孙盛著魏、晋二《阳秋》可以肯定,而“三国”二字未能详明,例如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所言。

我们认为,《三国阳秋》是一名统三书。孙盛“著三国阳秋”应句逗为“著《三国》、《阳秋》”(《北堂书钞》“阳秋”前之“晋”字当为衍文)。其中,“阳秋”一名包二书,即《魏氏阳秋》(或称《魏阳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晋书》卷八十二《孙盛传》载“(孙)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可证。又《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史》载“《魏氏春秋》二十卷,孙盛撰。……《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孙盛撰”,也可证。

                 

基金项目: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XBZX0901

作者简介:李纯蛟(1950—),男,四川西充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研中国历史文化。

关于《晋阳秋》书名,学界素无异议,兹不论。《魏氏阳秋》(《魏阳秋》)或《魏氏春秋》

书名,则已如学界先辈所言,因避东晋郑太后阿春名讳,不用“春秋”史名而改为“阳秋”。 刘知几《史通·模拟》就曾说过“孙盛《魏》、《晋》二《阳秋》”这样的话。这说明,《魏氏阳秋》(《魏阳秋》),才是孙盛书之本名正称。《魏氏阳秋》改名《魏氏春秋》,盖始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不用“阳秋”而复用传统称法引作《魏氏春秋》,随后相沿承袭,故《隋

书·经籍志》、《晋书·孙盛传》等均著录为“《魏氏春秋》”(两《唐志》作《魏武春秋》则误)。

也就是说,古代文献中凡称说孙盛《魏氏春秋》者,即为《魏氏阳秋》(《魏阳秋》)无疑。

综上述,《三国阳秋》实为三书合称,即《三国》、《魏氏阳秋》(《魏阳秋》)和《晋阳秋》。孙盛著《阳秋》既已如上所论是一名包二书,那么《三国》究为何书呢?

 

二  孙盛所“著《三国》”全名即《三国志异同》(《三国异同》)

裴注所引《异同》应是该书名之缩略称法考

 

这里,我们依据裴注所引用孙盛研究《三国志》的相关材料,先提出一个假说:孙盛研究《三国志》并“著《三国》”,其专书书名就叫《三国志异同》(或称《三国异同》)。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首先,裴松之作注时,将“评”、“杂语”、“杂记”此三篇体之名接于书名缩略语“异同”或作者名“孙盛”之后,从而构成裴注中所引的《异同评》(3见)、《孙盛评》(4见)、《异同杂语》(1见)、《孙盛杂语》(2见)、《孙盛杂记》(2见)、《异同记》(1见)。

我们先来把裴注所引孙盛《异同》原文的六种称谓,按其文字相似者分成三组:(一) “孙盛异同评”、“孙盛评”;(二)“孙盛异同杂语”、“孙盛杂语”;(三)“孙盛异同记”、“孙盛杂记”。

撇开裴注原文前所冠人名不看,其中:第(一)组里的“评”,显系“异同评”的缩略称法;第(二)组里的“杂语”,显系“异同杂语” 的缩略称法;第(三)组里的“异同记”和“杂记”, 均显系“异同杂记” 的缩略称法。

这样,六种称谓实际上便只是三种,即: “异同评”、“异同杂语”、 “异同(杂)记”。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明白无疑地确认,裴注所引“异同评”、“异同杂语”、 “异同(杂)记”,绝非独立成篇的三部书;其中,“评”、 “杂语”和“(杂)记”,皆是作为篇名而隶于书名“异同”之下的。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如下的基本事实:《异同》二字是共用名,《评》、《杂语》、《杂记》皆是统于这个共名之下三个篇目名称。

其次,裴松之作注删汰孙盛书名而简化之,直接引作《异同》。根据笔者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逐一翻检和核查,裴松之在引用他书时其体例之一,是对同一书书名文字稍嫌繁冗且又需反复数次引用的,往往区别采取用全称和不用全称的方法。

(一)裴注用全称者,目的为避所引用相似书名易致读者混淆莫辨。

[例1]  同以“春秋”名书者,见于裴注的计有:吕不韦《吕氏春秋》(7见)、司马彪《九州春秋》(26见)、习凿齿《汉晋春秋》(68见)、孙盛《魏氏春秋》(55见)、袁暐《献帝春秋》(29见)、孔衍《汉魏春秋》(6见)六部书。

[例2]  同以“家传”名书者,见于裴注的计有:王朗《朗家传》(2见)、荀彧《荀氏家传》(6见)、邵畴《会稽邵氏家传》(1见)、《庐江何氏家传》四部书。

特例:仅在《三国志》卷十四《蒋济传》注文中把《曹氏家传》直称为《家传》(1见),且在书名“《家传》”之前冠以“魏武作”三字以明著者。

[例3]  同以“别传”名书者,见于裴注的计有:《诸葛恪别传》(1见)、《孙资别传》(5见)、《孙惠别传》(1见)、《邴原别传》(1见)、《卢谌别传》(1见)、《虞翻别传》(3见)、《任嘏别传》(1见)、《吴质别传》(1见)、《程晓别传》(1见)、《潘岳别传》(1见)、《潘尼别传》(1见)、《荀彧别传》(3见)、《荀勖别传》(1见)、《曹志别传》(1见)、《刘廙别传》(4见)、《陆机云别传》(1见)、《郑玄别传》(2见)、《管輅别传》(17见)十八部书。

[例4]  同以“耆旧传”名书者,见于裴注的计有:无名氏《陈留耆旧传》(1见)、陈寿《益部耆旧传》(12见)二部书。

(二)裴注不用全称者,在所引用书中书名无复相同或相似者,迳作删简。

[例 1]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见《隋书·经籍志二》),迳改作《襄阳记》(19见)。

[例 2]  王粲《汉末英雄记》(见《隋书·经籍志二》),迳改作《英雄记》(72见)。

[例3]  郭颁《魏晋世语》(见《隋书·经籍志二》),迳改作《世语》(60见)。

[例 4]  徐众《三国志评》(见《隋书·经籍志二》),迳改作《三国评》或《评》(60见。又大致因为裴注同时引用了常璩《华阳国志》,为避混淆而未改作《国志评》吧)。

[例 5]  挚虞《文章流别志》(见《隋书·经籍志四》),迳改作《文章志》(6见)。

由上考证可见,孙盛研究《三国志》并“著《三国》”,其专书书名就叫《三国志异同》(或称《三国异同》)这一假说,是可以成立的。裴松之作注刪汰孙盛书名而简化之,省去了“三国志(或三国)”几个字,直接引作《异同》,完全符合上述“其不用全称者,在所引用书中书名无复相同或相似者,迳作删简”的体例。故孙氏研究《三国志》的专书书名,可定为《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

这里需要指出,尽管在裴注未显见孙盛此书书名,《晋书》本传未见记载,《隋书·经籍志》等也未有著录,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我们做出如上的判断和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可靠性与科学性。

我们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秉持这一看法,其论据还在于孙盛引用诸书和遗闻轶事对三国时期史事的考订,都是直接以陈寿《三国志》为依托来参照进行的针对性研究,从裴注引孙盛《评》、《杂语》、《杂记》、《孙盛曰(云)》诸篇近七十条文字内容看,无不证明了这点。兹举几例足可说明(从本文第三部分之考证诸例也可明鉴):

[例1]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官。(曹)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裴注引“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孙盛所指《吴志》所载,即与今见《三国志》之《吴书》同。《吴书》卷四十七《吴主传》载:“(建安)十三年,(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李纯蛟按:孙盛所指“此记”,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其所载如上引确与《吴书》卷四十七《吴主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显然是孙盛针对陈寿写《三国志》时,同记一事,而此处与彼处两相矛盾牴牾提出的辨正。

[例 2]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皆

封列侯。”

裴注引“孙盛曰:朴音浮。濩音户”。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给《三国志》本文异读文字做的注音,以便读者。

[例3]  《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载:“曹公既破(袁)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糜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

裴注引“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针对《三国志》记刘表设防刘备事,批评陈寿写史未能以设身处地和审时度势的识见,来裁断不合情理的史料。

[例4]  《三国志》卷四十二《许慈传》载:“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时又有魏郡胡潜,字公兴,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祭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

裴注引“孙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潜等并见载述”。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针对陈寿写《三国志》时,将许慈、胡潜等在他本人看来地位并不显赫、历史影响和价值作用并不重大的人物入传的原因的判断。

[例5]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载:“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昌),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

裴注引“孙盛《异同评》曰: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于事势者乎?又案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孙)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谬矣。”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把《三国志》所记史事与其他诸种史书的记载进行比勘之后,对“各书”记同一史事皆致失实的批评。其中,“又案”所指“《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一语,也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五年”下。可见,孙盛此“评”,是综括了《三国志》卷一和卷四十六陈寿所记并运用理据进行勘正之后得出的判定。

[例6]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陈寿“评曰: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张)温戮(董)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孙)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裴注引“孙盛曰:孙氏兄弟皆明略绝群。创基立事,策之由也自临终之日,顾命委权。夫意气之间,犹有刎颈,况天伦之笃爱,豪达之英鉴,岂吝名号于既往,违本情之至实哉?抑将远思虚盈之数,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为国之大防;杜绝疑贰,消衅之良谟。是故鲁隐矜义,众致羽父之祸;宋宣怀仁,卒有殇公之哀。皆心存小爱善,而不达经纶之图;求誉当年,而不思遗厥之谋。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孙氏因扰攘之际,得奋其纵横之志,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安可不防微于未兆,虑难于将来?壮哉!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将相在列,皆其旧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则鲁桓、田市之难作,崇之则与夷、子冯之祸兴。是以正名定本,使贵贱疏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群情绝异端之论,不逞杜觊觎之心;于情虽违,于事虽俭,至于括囊远图,永保维城,可谓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者也。陈氏之评,其未达乎”。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批评陈寿之“评曰”对孙坚、孙策和孙权的作为之用心意图及后果意义未能深察,并提出了自己完全有别于陈寿之“评曰”的观点和评价结论。

[例7]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载:“赤乌五年,征柤中,魏将蒲忠、吴质各将数千人,(蒲)忠要遮险隘,图断(朱)然后,(吴)质为忠继援。时然所督兵将先四出,闻问不暇收合,便将帐下见兵八百人逆掩。忠战不利,质等皆退。” 

裴注引“孙盛《异同评》曰:(《魏志》)〔《魏书》〕及《江表传》云(朱)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为寇,所破吴质、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书》,依违不说质等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吴志》说赤乌五,于魏为正始三年,魏将蒲忠与朱然战,忠不利,质等皆退。按《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是岁并无事,当是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李纯蛟按:这,显然是孙盛把《三国志·魏书》与王沈《魏书》加以对勘,指出朱然破蒲忠、吴质一事,陈寿承用王沈《魏书》对其记事失误未加厘正。同时,又考察《三国志》之“《魏少帝纪》及《孙权传》”,断陈寿叙此史事系年于“赤乌五年”不妥。

综上考论,孙盛研究《三国志》的著述专书,其原来书名似可考订为《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

孙盛之所以用“异同”名其书,依其注史义例理由似有三:一是对《三国志》本文内所记同一史事的参差岐互以考校其异同;二是对《三国志》与其他史书所记同一史事的参差岐互以考校其异同;三是对其他各史书所记同一三国史事的矛盾出入以考校其异同。

总而言之,孙盛的《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一书,是迄今可以考见的最早给陈寿《三国志》作注的一部体例完整的史注体拓荒之作,另有拙文《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专门述及。

 

三  裴注所引 “孙盛异同评(孙盛评)”

“孙盛异同杂语(孙盛杂语)”和“孙盛异同杂记(孙盛杂记)”

“孙盛曰(云)”以及“世谱”皆为《三国志异同》一书之篇目考

 

这里,我们同样先提出一个假说:孙盛研究《三国志》的专书之结构体例由《评》、《杂语》、《杂记》、《孙盛曰(云)》和《世谱》五体篇目构成。

裴松之作注时,将“评”、“杂语”、“杂记”此三篇体之名接于书名缩略语“异同”或作者名“孙盛”之后,从而构成裴氏注中所引的《异同评》(3见)、《孙盛评》(4见)、《异同杂语》(1见)、《孙盛杂语》(2见)、《孙盛杂记》(2见)、《异同记》(1见)。

我们先来把裴注所引孙盛《异同》原文的六种称谓,按其文字相似者分成三组:(一) “孙盛异同评”、“孙盛评”;(二)“孙盛异同杂语”、“孙盛杂语”;(三)“孙盛异同记”、“孙盛杂记”。

撇开裴注原文前所冠人名不看,其中:第(一)组里的“评”,显系“异同评”的缩略称法;第(二)组里的“杂语”,显系“异同杂语” 的缩略称法;第(三)组里的“异同记”和“杂记”, 均显系“异同杂记” 的缩略称法。

这样,六种称谓实际上便只是三种,即: “异同评”、“异同杂语”、 “异同(杂)记”。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明白无疑地确认,裴注所引“异同评”、“异同杂语”、 “异同(杂)记”,绝非独立成篇的三部书;其中,“评”、 “杂语”和“(杂)记”,皆是作为篇名而隶于书名“异同”之下的。

关于裴松之作注所引孙盛的《评》、《杂语》、《杂记》是构成孙盛《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五种篇体结构中的三个篇目名称,已如上述,此不赘言。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孙盛《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五种篇体结构中的另外二种。其一种,裴注引作“孙盛曰”或“孙盛云”(47见)。

凡裴注引“孙盛曰”或“孙盛云”,一般均是论人事以明得失鉴戒的。《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曰”、《三国志》有“评曰”,已成论史之文体。“孙盛曰(云)”作为其书五体之一,似即取此义,主要对陈寿《三国志》载人物、史事(41见)及纪、传“评曰”(2见),进行评说以阐发自己的史观。

 [例 1]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瑯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

裴注引“孙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李纯蛟按:此论评曹操借由征陶谦,不当滥杀无辜。

[例 2]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裴注引“孙盛曰:‘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棊不定,犹不胜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託孤之谓。幸值刘禅闇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李纯蛟按:此论评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实则是险棋一步:极易引起祸乱于萧墙。所幸刘禅虽闇弱而无猜忌之性,诸葛亮有威信而能服臣心,终免不测。

[例 3]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

裴注引“孙盛曰:‘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讒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涼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

李纯蛟按:此论评孙权衰老之年惑于政事、违背天意,却冀望于神鬼保佑,岂不无奈!

其二种,裴注引作《魏世谱》(3见)、《蜀世谱》(6见)。

把《三国志》所载魏、蜀(裴注所引有《魏世谱》、《蜀世谱》而不见引有孙氏《吴世谱》)二国皇室及大臣各自的世系及生平大事,加以整理和补充编排成谱系,以见其终始兴衰。

 [例 1]  《三国志》卷四《曹芳纪》嘉平六年丁丑下,裴注引“《魏世谱》曰:‘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

李纯蛟按:此谱述至其终及封谥。

[例 2]  《三国志》卷四《曹奂纪》咸熙元年十二月下,裴注引“《魏世谱》曰:‘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李纯蛟按:此谱述至其终及封谥。

[例 3]  《三国志》卷三十四《先主穆皇后传》,裴注引“《蜀世谱》曰:‘(吴)壹孙乔,没李雄中三十年,不为雄屈也’。”

李纯蛟按: 此谱述至其孙辈事迹。

[例 4]  《三国志》卷三十四《后主太子璿传》,裴注引“《蜀世谱》曰:‘璿弟瑶、琮、瓒、谌、恂、璩六人。蜀败,谌自杀,余皆内徙。值永嘉大乱,子孙绝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

李纯蛟按: 此谱述至其孙辈事迹。

[例 5]  《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附王冲传》,裴注引“《蜀世谱》曰:‘(费)诗子立,晋散骑常侍。自后益州诸费有名位者,多是诗之后也’。”

李纯蛟按: 此谱述至其子、孙后辈事迹。

[例 6]  《三国志》卷四十三《吕凯传》,裴注“《蜀世谱》曰:‘(吕凯子)吕祥后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为永昌太守。李雄破宁州,诸吕不肯附,举郡固守。(府丞)王伉等亦守正节’。”

李纯蛟按: 此谱述至其孙辈事迹。

[例 7] 《三国志》卷四十三《张嶷传》,裴注“《蜀世谱》曰:‘嶷孙奕,晋梁州刺史’。”

李纯蛟按: 此谱也述至其孙辈事迹。

须说明,《三国志·齐王芳纪》裴注引“《魏世谱》曰:高平另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蜀世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当是魏、蜀二《世谱》中述事之语,裴氏摘引以之为《三国志》此处地名作注。

 

 

 

四  作《隋书·经籍志》考证者、

诸家作《补晋书经籍志》或《补晋书艺文志》者

所定孙盛书名均不足信考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上述的假说是可以成立的,最后我们还必须分辨清楚的一点,就是作《隋书·经籍志》的考证者、诸家作《补晋书经籍志》或《补晋书艺文志》者及其他相关学者,给孙盛研究《三国志》所著书之书名论定名称的结论是否可靠?他们对裴注中引录有“孙盛异同评(孙盛评)”、“孙盛异同杂语(孙盛杂语)”和“孙盛异同杂记(孙盛杂记)”“孙盛曰(云)”,以及两《唐志》著录有“《魏阳秋异同》八卷,孙寿撰”、《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和卷三五三《兵部八四》文内引书有“《三国异同传》”等,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说词。

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魏氏春秋》条下分别引述了钱大昕、严可均、章宗源、沈涛的观点,似乎认为,此四家之说归结在一起,其实都应是同一部书,即《魏氏春秋》。

2.文廷式在《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认为,“评”、“杂语”和“杂记”,“自是一书”,其说大致与钱大昕同。但他不认可所谓“‘记’乃‘语’字之讹”的观点,说:“恐非‘杂语’之讹。”在文氏看来,“杂语”和“杂记”同属一书,当是“一书二名”现象,故他把“评”、“杂语”和“杂记”归为一书,跟章宗源之说有异。但他跟章宗源一样,认为《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其著者“孙寿亦无可考”,于是断此书为孙盛所撰,直接定书名为《孙盛魏阳秋异同》。对《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和卷三五三《兵部八四》文内所引书目“《三国异同传》”,文廷式认为它是《孙盛魏阳秋异同》的“又称”,即两者同为一书。其于“孙盛曰(云)”,同样也未置评。

李纯蛟按:文氏的结论虽驳正了章宗源“杂记”当作“杂语”之非,但他认定“评”、“杂语”和“杂记”,“自是一书”,仍然误把篇名当书名,并且认定为一书之同名异称。其定孙盛书名为《魏阳秋异同》,也无据。

3.吴士鉴于其《补晋书经籍志》卷二则直接依据裴注所引“孙盛异同评(孙盛评)”、“孙盛异同杂语(孙盛杂语)”和“孙盛异同杂记(孙盛杂记)”,认定它们都是书名的不同称谓,故定书名为《孙盛魏阳秋异同》。吴士鉴也认为,两《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的著者“孙寿当是孙盛之讹”。

李纯蛟按:吴氏定孙盛书名为《孙盛魏阳秋异同》,误。其与章、文氏二人一样,均属失考所致。理据如上述我们的考论,不赘。

4.丁国钧在《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认为,“异同评(评)”和“异同杂语(杂语)”“疑皆一书”,其定书名为《三国异同评》,并且认为《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和卷三五三《兵部八四》文内所引用书目“《三国异同传》”,跟《三国异同评》就是同一种书。丁国钧于“孙盛异同杂记(孙盛杂记)”和“孙盛曰(云)”,均未置评。

    李纯蛟按:丁氏的结论:“异同评(评)”和“异同杂语(杂语)”“疑皆一书”,且定孙盛之书名为《三国异同评》,也误。仍主一书之同名异称的观点,失考显然。

5.黄逢元在《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认为,“异同评(评)”和“异同杂语(杂语)”,“书当孙盛撰,他传注或引作‘盛杂事’、‘盛杂记’皆是书篇名小异”。黄逢元的结论,也认定两《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的著者“孙寿当是孙盛之讹”的说法,即定书名为《魏阳秋异同》。黄逢元于“孙盛曰(云)”也未置评。

李纯蛟按:黄氏的结论类似章氏,认定孙盛书并无“异同杂记”,只有“异同评(评)”和“异同杂语(杂语)”,且定孙盛之书名为《魏阳秋异同》,自是失考所致,已如上论。

6.秦荣光在《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认为,裴注引《三国异同评》、《异同记》(秦氏且认为《国志》魏武纪注所引《杂记》“或为”《杂语》“之讹”)、《异同杂语》和《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和卷三五三《兵部八四》文内所引书目《三国异同传》、两《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这“五种并孙盛撰”。同时,认为它们“疑实一书”、“疑属一书”、“疑亦一书”,两《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的著者“孙寿”系“孙盛”之讹。

追究上列六家观点结论的来源,不外出自钱大昕和章宗源二家。下面我们不烦详列钱、章两家之说并试作分析评论。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认为,“评”、“杂语”、“杂记”乃同一书,只是文字传写各异而已,他说:“孙盛《异同评》或作《异同杂语》,又作《异同记》,又作《杂记》,其实一书也。”至于这“一书”的书名是什么,他并无定说。

我们认为,钱大昕的结论:“其实一书也”,是说孙盛《异同评》、《异同杂语》、《异同记》、《杂记》本为一书之同名异称。如上我们所论,《评》、《杂语》、《杂记》实乃孙盛专书之三个篇名,钱大昕未能考明原委,误将篇名视为书名,故有此不当结论。

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说:“《魏阳秋异同》八卷,孙寿撰,(《隋志》)不著录,见《唐志》。按《魏志•武纪》注:‘太祖私入中常侍张让室’一事,题《孙盛异同杂语》,《北堂书钞•武功部》亦作‘孙盛’。《夏侯元(玄)传》注‘元(玄)在囹圄,锺会欲狎而友元(玄),元(玄)正色曰:锺会,何相逼如此也’、《吕虔传》注‘王祥孝后母事’、《蜀志•姜维传》注‘维得母书,令求当归’、《世说•识鉴篇》注‘太祖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假谲篇》注武王少好侠,放荡不修行业,尝私入张让宅三事,并题《孙盛杂语》,省‘异同’二字。然入张让宅事与《武纪》注同,自是一书。又《武纪》注引‘宁我负人,无人负我’,语作《孙盛杂记》,‘记’乃‘语’字之讹。又《魏志•武纪》注引《孙盛异同评》曰:‘夏侯惇耻为汉官,求受魏印,桓楷方惇有义直之节’、郭颁《世语》‘楷劝王正位之语妄也’、《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五郡孝子事,亦引《孙盛杂语》’、《御览•兵部》‘公孙瓒为辽东属国长史事’,又称《三国异同传》,《唐志》‘孙寿’当是‘孙盛’之讹。《通志•略》入编年类。”

现将章宗源的观点归纳如下:

1.“杂记”之“记”字,当作“杂语”之“语”,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说:“‘记’乃‘语’字之讹。”按其说,本无“杂记”之名,唯有“杂语”。

2.裴注所引“异同评”、“异同杂语(含异同杂记)”,“自是一书”。

3.《御览•兵部》所引书目《三国异同传》,是孙盛的著述

4.《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其著者应是“孙盛”而非“孙寿”,“寿”字是“盛”字之讹。

5. “异同评”、“异同杂语(含异同杂记)”、《三国异同传》和《魏阳秋异同》都属于同一部书,故以《唐志》著录的孙寿之书名一统前三个名称,定格为《魏阳秋异同》。

我们确信,章宗源以上的推理和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它存有三个明显的失误:

1.裴注所引孙盛“异同评”、“异同杂语”、“异同杂记”,属孙盛著同一书中的篇目名称,已如我们上述考论。章宗源不辨孙盛的“评”、“杂语”、“杂记” 各属何种治史之义例方法,而将篇名误作成了书名。

2.《太平御览》卷首《经史图书纲目》和卷三五三《兵部八四》文内所引书目《三国异同传》,并无著者姓名的标注,凭什么断此书即为孙盛所著?难道依据仅仅是因为这书名中所有的“异同”二字,与裴注所引孙盛“异同评”、“异同杂语”、“异同杂记”的篇名用字偶有相合之处吗?

3.《唐志》著录的“《魏阳秋异同》八卷,孙寿撰”,难到在没有任何论据做支撑的情况下,就凭一句“《唐志》‘孙寿’当是‘孙盛’之讹”的话,可以下得如此断语吗?恐怕是过于轻率、过于武断了吧!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钱大昕、章宗源的观点和结论,连同在他们影响下的上述六家之说,尽皆似是有理,然详考细索,总觉他们所举诸例,均不能佐证他们的推论,并形成有说服力的有效证据链,而臆断超乎事据,推测鲜有理据。故观点完全错误,实在不足凭信。

至于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在对所列辑书之名并未作任何考订的情况下,却于卷六十三“孙盛(一)”把“评曰”和“孙盛曰(云)”归为一书,称《魏氏春秋评》;于卷六十四“孙盛(二)”把“异同评”单独归类,书名定为《魏氏春秋异同评》。我们则认为,他的结论全然失据,纯系臆断,毋须复议。

 

经上述考论,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如下的基本事实:何法盛《晋中兴书》所载孙盛“著《三国阳秋》”中的《三国》即《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是孙盛研究《三国志》的专著。裴注所引孙盛《评》、《杂语》、《杂记》、《孙盛曰(云)》、(魏、蜀)《世谱》,无疑是构成孙盛《三国志异同》(或《三国异同》)五种篇体结构的篇目名称。考其义例方法:《评》,考异同以断是非对错;《杂语》,记遗说以广传言异闻;《杂记》,存轶事以补阙漏同异;《曰(云)》,论人事以明得失鉴戒;《世谱》,述世系以明兴衰终始。对孙盛这五种篇体及其作为义例方法在《三国志》研究中的运用,另有专文《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兹不赘述。

 

                            (本文作者系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