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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方志艺文概说

日期:2014-11-13 12:03:51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巴蜀方志艺文概说

杨世明

方志,即地方志,是历史学、地理学相结合的有关方域文化信息的科学。由于它以区域为中心,记叙本地之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关隘、交通、名胜、风俗、资源、物产、科举、仕宦、教育、民族、艺文等,集中汇聚了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内容,因称地志、方志或地方志。

中国的方志产生很早,著作亦多。由于古籍中许多内容都按地域编撰进去了,资料极为丰富,故实为传统文化典籍之一大渊薮。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二十四地理类一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①]梁启超曰:“春秋时各国皆有史,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与夫‘百二十国宝书’等。由今日观之,可谓为方志之滥觞……现存之《华阳国志》,虽叙政治沿革居十之七八,然亦分郡县记其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兼及先贤士女之传记,实后世方志之权舆矣。”[②]上述谓《禹贡》等为方志之滥觞,《华阳国志》为方志之权舆,其说盖是。至宋代,方志基本定型,著作渐多,今存宋代志书近四十种。清代至民国为方志盛产期,各地志书尤多,几乎省、府、州、县,无不修志,且增续者再。1935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方志目录学家朱士嘉编制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总计著录宋、元、明、清、民国所纂方志5832种。1935年至1938年间,编者又陆续搜集到730种方志。1958年该书又经增订,著录7413 种,并附台湾稀见方志232种。197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等单位费七年之力,在朱著基础上编制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收录1949年前中国历代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关志、岛屿志在内的志书8200余种,而山水、寺庙、名胜志等尚不在内。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地方志数量之大,实为现存古籍中一大藏品,值得我们重视和充分利用。其中巴蜀(包括今四川及重庆)地区,人文繁盛,历代方志总数亦有670余种。

方志内容丰富,其中艺文志是区域文化最重要的史料。

宋代志书虽无艺文之目,已有艺文之实。高似孙《剡录》,凡10卷。其卷五有“书、文”,卷六为“诗”。所谓“书”,即书目,“文”,“诗”,则为单篇作品。王欣夫先生说:“现存志书有目录的,没有比它再早的了。”又说:“《剡录》并不称为艺文志或经籍志,后来用其实而变其名,也是取法乎史志。”[③]此外(绍定)《吴郡志》,范成大撰,50卷,也无“艺文”之目,然实则收录诗文颇多,皆散入相关各卷。第49卷为“杂咏”,曰:“吴中风物之美,骚人墨客,凡所赋咏,皆以类见。无所附丽者,则萃于此。”(开庆)《四明续志》,梅应发、刘锡撰,凡12卷。第9卷、10卷为“吟稿”,收诗;11、12卷为“诗余”,全为单篇作品。(咸淳)《临安志》,宋潜説友撰,100卷。其卷94-97为“纪文”,即诗文之作也。(嘉泰)《会稽志》宋施宿撰,20卷,其第20卷为“古诗文”。(咸淳)《重修毗陵志》,宋史能之撰,凡30卷,其21-23为“词翰”,收诗文。(乾道)《四明图经》,宋张津纂,凡12卷,亦无艺文之目,然第8至11卷所收皆单篇诗文。(绍熙)《云间志》上中下3卷,宋杨潜纂。其下卷收赋、诗、墓志、记、序、说、铭、箴、祭文等。《景定建康志》,宋周应合撰,凡50卷,其卷33-37为文籍志,分别为书籍、书版、石刻,诸国论,奏议、书,露布、表状,诗章,乐府。所谓“书籍”,即书目,此外皆为单篇。这个“文籍志”,应该是方志艺文最早的标名。

宋以后志书设立艺文的渐多。清及民国,凡方志必有艺文志(当然,名目间或有异),不设艺文的则极少。它们或录书目,或收诗文,或兼而有之。

谈及方志艺文志,一般以为直承《汉志》。从大势说是不错的。

艺文志创始于《汉书》,乃目录学之祖,此后《隋书》、新旧《唐书》、《宋史》诸史踵之,或称艺文志,或称经籍志,史有缺典,则后人补之,遂成定制。而后世之方志,亦从正史之制,渐收艺文,致成通例。正史,通代或一代之史也;方志,一地之史也。正史之艺文,纪一代之文献;方志之艺文,纪一地之文献。体或有别,职则相近,故其相承,实为顺理成章。

但宋代志书,既无“艺文”之目,所收又多为诗文,罕涉文献目录,说它直源于正史艺文志,尚非笃论。宋时如此,宋以后志书,虽胪列地方文献目录者渐多,而选录单篇诗文者仍为主流,故以为直源史志,不合实情。从宋代志书看,应该说艺文之设,与当时地理志如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之引用文籍以介绍胜迹的风气是有关的。

宋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参与编纂方志,他们在艺文的处理上,举措各异,这表明方志界对志书体例仍在继续进行探索。

明代文学家康海正德时编纂《武功县志》,凡3卷7目,不设艺文,但各目正文下时录相关诗文,如《官师志》叙及姚合,将其《武功县居诗》三十首全录。康志后以“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称,至誉为“乡国之史,莫良於此”[④]。大学者杨慎嘉靖时应邀参编《四川通志》,主持编辑了艺文部分,后单独印行,名《全蜀艺文志》,共64卷,分体收录650余人的1800余篇作品,堪称宏富。这促使志书收录单篇诗文的作法进一步发扬。

清大学者戴震乾隆时纂《汾州府志》,共34卷,明设艺文,其第27至34卷共8卷,首为御制,此后按体录单篇文、诗,数量甚夥。

乾嘉文字学家段玉裁在任富顺县代理知县时主持编纂《富顺县志》,凡5卷25目,无艺文志,设文苑,在文学家传后附著作目录,相关类目选附诗文,考录精审。

清代在方志的性质与体例上独抒己见且影响最大者当数章学诚。章学诚提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义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⑤]“或曰:‘今之方志,所谓艺文,置书目而多选诗文,似取事言互证,得变通之道矣。今必别撰一书为文征,意岂有异乎?’曰;‘说详《永清文征》之《序例》矣,今复约略言之:志既仿史体而为之,则诗文有关于史裁者,当入纪传之中,如班《书》传志所载汉廷诏疏诸文可也。以选文之例而为艺文志,是《宋文鉴》可合《宋史》为一书,《元文类》可合《元史》为一书矣,与纪传中所载之文,何以别乎!”他又说:“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可也。学士论著,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于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于《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于《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既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无可疑虑,而相沿不改,则甚矣史识之难也。”[⑥]此可见章氏于方志,特别强调他的史乘之体及文献方面的功能。他曾主修《湖北通志》,便分为《通志》、《掌故》、《文征》、《丛谈》四部分,又其主修之《和州志》、《永清县志》等志书,体例亦皆如其所说。

此后志书,奉行章学诚之说的渐多。他们设艺文志,只录文献目录,不录单篇作品,如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350卷,其中卷335-346为艺文志,序云:“兹编悉遵四庫之例,类别部分,标其目而次第之。虽旨趣各有浅深,而博采旁搜,庶不没作者之用意焉。”又近代学者王闿运编纂光绪《湘潭县志》,凡12卷12目,其第10卷为艺文,亦全为典籍目录,无一单篇作品。又如彭文治、卢庆家等修纂的民国《富顺县志》,艺文亦仅录书目,且在序中说:“汉隋唐宋,史志艺文,考其记载,均列次篇目,叙录意旨而已。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仿其意为之。而明杨慎撰《全蜀艺文志》,则搜剔诗古文辞,分类排纂,启志乘家捃摭之例,识者讥之,以为似选家之总集,非作志之上裁。富顺人士,通雅代作,今兹所录,但取成书,例仿四库提要,部分经史子集。究其撰述志意所在,理论所归,间及文辞,徵取众说,为叙订焉。”[⑦]虽然没有指名,实际是重申章氏之说。

也有响应章氏之说,既收书目,也设《文征》以辑录单篇诗文的。如民国张森楷编纂的《合川县志》。此志凡83卷,首一卷,内第33—34卷为艺文,第36卷为金石,第69—83卷为《文在》。其艺文为文献书目,有序云:“夫人口孳生,犹稽版籍;水土所产,犹列职方;况乎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绩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缺失耶?”[⑧]其《文在》序曰:“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于封域城邑等二十八门外,别撰古今文章为吴门总集,庶几輶轩观风之遗,惜其书帙不传,不知体例奚若?明杨慎辑吾蜀之个体文为《全蜀艺文志》之滥觞,使承学之士,不复知何等为艺文者以此。然其自为一书,不与地志相杂厠,犹吴门总集意也。旧合州志,承用杨例,为艺文五卷于篇末。先记论,终杂录,赋在次三,诗在次四。既非班志之旧,亦与萧选不符。特用章学诚说,厘而正之。仍依其三书之议,以文徵为一书,嘱黄君道中蒐葺而进退焉。既成,于森楷意不惬,则以徵之为谊,非有关于本志人地故事,例不得登;而关于本志人地故事之作未必皆佳,遂不免以人地故事之故而存其文,往往失于迁就。其名篇巨制,又或与人地故事无关,摈不甄录,斯两失之矣!欲救厥失,唯徵其文于人,而不徵其文于地与事。所谓人者,凡官师奉使流寓在本志有名之人,文果足采,皆具采之,而不拘拘以土著为断,亦不拘拘以地事为归。其有地事关系之文,则参用正史,及康海《武功志》、段玉裁《富顺志》之例,分载图经谱录列传各篇。本篇所收,大抵皆极一时之选,以文存,非以人地与事存也。庶于章氏之说,亦无孛乎。名曰文在,以斯文在兹,尊我先达,非慕与薛熙《明文》同名,亦正不嫌与薛熙《明文》同名也。先诗赋,用《汉志》及柳州文、六一居士集例也。次试帖诗律赋,当时制也。诗余,备一格也。铭赞颂诔,及诸杂文,次之有韵之文,各以类从,不杂厠也。次论辩序跋赠序书牍传状碑志记事次之,无韵之笔,亦从其类,无夺伦也。官文书次之,一朝制也。时文又次之,犹试帖也。总而序之,后来者庶览观焉。”[⑨]

就巴蜀旧方志说,清代中期以后艺文既设文献书目,又收单篇诗文者渐多。如嘉庆《洪雅县志》、咸丰《隆昌县志》、同治《直隶绵州志》、同治《嘉定府志》、同治《仁寿县志》、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光绪《重修彭县志》、光绪《西充县志》、民国《绵阳县志》、民国《重修什邡县志》、民国《夹江县志》、民国《南川县志》等皆此。又体例如《合川县志》之设文征者亦日渐增多,如民国《新繁县志》之设新繁文征,民国《大邑县志》之设大邑文征、诗征,民国《崇庆县志》之附江原文征,民国《三台县志》之设文征,民国《蓬溪近志》之设诗存、文存,民国《中江县志》之设诗征、文征,民国《南溪县志》之附文征,民国《江安县志》之附文征,民国《巴县志》之附文征,民国《灌县志》之附文征,民国《合江县志》之附文征,民国《简阳县志》之附诗文存,民国《叙永县志》之附文征,民国《达县志》之有诗存、文存,皆此。这些都说明章学诚关于方志的主张,影响很大。

但也有不少方志艺文只收诗文,不辑地方文献书目的。如著名文学家郑珍编辑道光《遵义府志》,凡48卷,内第42-46为艺文,全录单篇诗文,且云:“地志之专载篇章,自《全蜀艺文志》始。而作者或以非班氏例,仅编目录,撮旨要,其文章则缘事附入,苟未从附者,则虽于山川风土,利弊因革,多藉以明,而格于胶鼓,反致缺漏。此杨氏之书所以称立例最古也。”[⑩]这明显是左袒杨氏,重视文学,不从章学诚之例。

在巴蜀旧方志中,像郑珍这样只录诗文,不收文献书目的,反而占了大多数。

平心而论,按章学诚所说,志书设艺文,辑邑人著作目录,如《汉志》例,而另附《文征》以选录有关之单篇诗文作品,既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一地之学术史料,又能集中与地方有关之历代文学资源,自是大好,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完全仿效,确有困难。就我们今天来看,书目、诗文兼备的固好,而仅有诗文的,也是很可贵的,因为这都是难以再生的遗产,毕竟强胜于无。

志书艺文志选录诗文,有的的确有讨好上官,迁就人情,良莠不齐等弊端,但它的存在价值也是难以一笔抹杀的:

一、方志的艺文比较集中地汇录了历史上产生于本地或与本地有关的作品,不必四处搜求,即可置于眼底,这对于了解本地历史文化,是非常方便的。如果没有地方志,或虽有志书,我们未能持有,或毫无所知,而全靠我们自己从历代典籍中去搜求这些材料,那真是“大海捞针”。任何地方的文化建设,都有一个历史积累和承上启下的问题,掌握了方志中的历代艺文资料,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特色及蕴含,就会有大致、准确的了解。历代大吏儒官,大凡到任,都要索阅志书,以此。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这是首次到达蜀汉古都成都,一来便立即借阅《四川通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此时,他便借方志之便,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编为《诗词若干首》(内含《唐宋诗人咏四川》、《明朝诗人咏四川》),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使与会者对四川的历史文化很快有大致的了解[⑪]。这是使用方志以推荐方域文艺的范例。所以方志艺文在研究一地之文化,意义极为重要。举个现实的例子,如在旅游开发方面,方志艺文就很有价值,古代的文人雅士在本地风景名胜的题咏叙写,就记载了当年此地的盛况,启发我们去关注、开发、游览,这是很宝贵的历史资源。可是近来问世的一些旅游文学作品选本,其所选录,颇为匮乏,其原因盖多数限于条件,未能重视和利用方志艺文资料。

二、我国古代的文艺著作,多存于“集部图书”,但本集遗漏,在所难免,搜集佚作,是保存遗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方志之中,就常有佚作可得。如《全蜀艺文志》是嘉靖《四川总志》的一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于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榖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⑫]。这就是认为它有辑佚之用。近人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共收作者逾千人,逸诗四千三百余首,其中不少亦出之于方志。

三、方志艺文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保存有很多没有别集或有集而已佚的文人的作品,他们往往在了解当代当地的文学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方域文学研究上,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这是其他书籍所不能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如“遂宁三张”,除张问陶、张问安,尚有张问彤,而问彤的生平,唯见《遂宁县志》的李星根的《受之先生传》,不掌握此文,对遂宁张氏的研究就难得其实。方志中,这种例子很多。

四、方志艺文并非单纯的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应用体散文,多与地方历史或时事有关,它们对于了解和研究地方文化尤为重要。如关于望帝、杜宇、鳖灵的诗文,是研究先蜀神话的资料;很多志书中收录了前人关于本地县学、书院的文章,是研究教育史的宝贵资料;关于寺观的诗文,是研究宗教史的资料;一些城池、渠、堤、桥梁、厅堂、楼、亭题记,是地方建设发展历史的资料;而一些山水方面的诗文,也是今天发展旅游文化的非常宝贵的资源,都是很有使用价值的。其他有关氏族分布、民风民俗、物产商贸等等,内容也很丰富。

五、我国目前的古代文化、文学研究,一方面题目重复,陈陈因袭,难以深入,而方域文化中一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又无人问津,盖由于对地方志中蕴藏的史料不甚重视,亦不甚了了。这种情况如能改变,应该有“柳暗花明”的新光景。

以上是对巴蜀旧方志艺文的一些肤浅看法,乞方家是正。

(西华师范大学 教授)




[①]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②]   钱谷融编:《梁启超书话·说方志》,第6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王欣夫:《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④]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⑤]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外篇四《方志立三书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7页。

[⑥]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外篇四《答甑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3页。

[⑦] 民国《富顺县志》卷15,第610页。

[⑧]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33。

[⑨]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63。

[⑩] 道光《遵义府志》卷42。

[⑪]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9年。

[⑫](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89,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