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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公愤的盐业改革

日期:2015-06-13 10:14:07  来源:2014年4月1日东方早报首页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4/01/content_877248.htm  浏览:

任大刚

  

  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问管子;“我如何才能雄霸天下?”管子答道:“把山与海的出产收归国营。”

  这山与海的出产,实指铁和盐。控制了铁和盐,就控制了古人的生产与生理需求,它至少可以实现两大目的:其一,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其二,打击经营盐铁发家致富的豪强。盐铁专营延续了2000多年,近日仍有陕西户县“跨区买盐”被罚款情形出现。

  清初四川,人丁锐减,自贡等地盐井淤塞破坏,于是免征赋税,但盐商仍须按规定将自贡等地所产之盐运销到指定行政区。顺治后期,开始对盐征收一定税费,盐商持税票运销,因运销量小,称为“小票”。

  康熙年间,人丁滋生,运销量扩大,有“改票行引”之议,盐商要运销食盐,需向官府购买“盐引”。所谓盐引,起于宋代,是专商运销食盐的凭证和运输食盐的基本单位。四川盐引因水路、陆路不同,每一水引配盐50包,每一陆引配盐4包;雍正、乾隆年间,每一包盐的重量加上损耗,额定为115斤、130斤,道光年间,四川总督徐泽醇整顿盐务,认为巴盐(块状)损耗小,每包额定160斤,花盐(细末状)损耗大,每包配盐200斤。

  但“小票”一直未改掉,成为“票盐”,但数量和规模上,要比“引盐”小。

  雍正年间,正式建立和推行“引岸专卖制度”,就是“清查井、灶产盐实在数目,配引行销。并令地方各官,查明户口之多寡,计口授盐,定额销引,以期私贩敛迹,官引疏通” 。

  按照这一“有计划、按比例”思路制定的办法,可谓有条不紊、一目了然。乾隆年间,四川财政收入为180万两,其中盐税收入80万两,成为第一大收入,具有举足轻重地位。

  但雍乾嘉三朝,四川人口飞速增长,政府“计口授盐”赶不上人口变化,刚性生理需求必定催生盐的黑市交易;新开凿的盐井也并不全部报备官府,有的盐井时间一长就干涸了;有的盐井每年因故停产数月甚至经年不等。

  变数越多,导致私盐、盐枭越多。乾隆中年,已有私枭数十万,沿江剽夺。1815年,嘉庆皇帝下谕旨称“朕闻川东一带,私枭充斥……白昼聚党,千百为群,抢劫盐店。有盐大使虞廷干在云阳县地方出场查井,被枭徒拉出轿外,剥衣殴打,捆掷山涧”。

  咸丰年间,上级派盐税官会同盐场管理人员按照盐的产量,驻场收税。但是这些盐场管理人员同时拥有盐井、盐灶,总是吃占公家便宜,盐税官很多时候不敢过问;而如果运出去的盐没有票据凭证,被兵士差役发现,就会遭到敲诈勒索,穷困的盐贩子于是邀约“啯匪”(哥老会),千百成群,组成“井帮”,很快,沿江水路一带的井帮人数达到几十万。

  同治年间,由于有些驻场税官只收钱,不给票引,持“盐引”经营的商人发现自己利益受损,于是雇请差役和兵士设私卡检查。其实明为检查,实为抢劫,结果导致贩盐的游民聚集不逞之徒,数十上百,成群结队,捣毁哨卡,打死打伤差役兵士,且到处抢劫,沿江居民深受其害。盐枭之祸于是大起。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上奏朝廷,建议实行“官运商销法”,其办法是:在泸州设立“官运总局”,在各盐井、盐灶处设立“厂局”,在各个销售区设立“岸局”;首先厂局向各个盐井、盐灶包买食盐,然后组织运输到各个岸局,由商人在各自销售区销售。这套办法获得朝廷批准。

  光绪六年(1880年),合计收取盐税143.5万两,比未办官运商销法之前,增加将近一倍,被朝廷视为心腹大患的盐枭大为减少。到宣统年间,达到630万两,超过地丁、火耗、津贴和新旧捐输200万两,是契税收入的一倍。

  但丁宝桢的办法受到极大质疑。

  这一办法首先得罪了大盐商。富顺县大盐场商兼运输商王朗云先前通过盐业经营暴富,之后捐得按察使,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见盐场被政府控制,运输也被垄断,利润陡降,遂在京城打通关节,并上控户部、都察院。

  小灶户也甚为不满。资本短少的小灶户每月盐产量不过一张(引),此前都是商号先全额支付盐款,灶户随产随上,资金不成问题。现在官运局买盐一张(引),事前只支付二成钱款,其余钱款要灶户缴齐盐之后才能清算;而且,小灶户还得妥善保管成品盐,局方才购买。结果导致一些小灶户倒闭。此外,官运局的秤是否公允,盐的质量如何验核,也大成问题。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督察院左督御史童华奏称,实行官运商销法一年零三个月,所收税费、杂派,合计195万两,如果除去开支,每年不过增加八九万两,此外还增加了三十万两杂派,“迹近剥削,困商病民已有明证”。

  光绪八年(1882年),曾做过江宁盐运使、湖南布政使的四川剑阁人李榕在给大司农闫丹初的信中,对丁宝桢大为不满,说“此君以理财自命,不恤人言!毅然有安石崛强之志”。他认为,要整顿盐务,必须先让盐务官有满意的收入,然后以严峻之法管理他们,他们就不敢向灶户伸手,盐务官不伸手,就好执法,灶户不破费,就好守法,不敢偷税漏税,盐商就不敢用一张盐引运销两张盐引的盐。

  民国四川《云阳县志》记载,云安盐场本来是县城北面的一个繁华大都会。同光年间,由于实行官运商销,繁华转为萧条。以往那些靠盐业发达的豪绅大贾,很快变得困苦不堪,甚至比不上一般老百姓。

  光绪辛丑(1901年)版黄叔权《筹蜀篇》记载,“官运商销法”施行后,盐场里开盐井的、修渡槽送水的、熬盐的,没有更多的利益可图,因此衰竭歇业,关卡上的厘金收入减少,官运事业也因此疲乏停滞。盐务搞到这个地步,改革刻不容缓。

  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朝廷,称票盐太多,对官运造成危害,提请收回票盐,统归官运,言下之意,要把以前一直存在的票盐一律收归“国营”,结果引起民间强烈反对。

  随着四川谘议局的开办,士绅们对盐业垄断专卖制度的不满集中爆发。

  谘议局议员陈洪泽将官运的问题总结为三难、六弊、四患;议员杨仕钦提出反对官运的三大理由;议员李云和认为“推广官运,将使人民必食贵盐”。议员魏怀熙认为,应该实行商运商销,等自治团体成立时,归自治团体办理。议员江潘认为,官运“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不利于商,而惟利于官”,取消官运后,可以按照盐井、盐灶多寡收税,不过盐井存在衰旺,标准难于划一,不如守着盐灶收税简便。

  四川谘议局的喉舌《蜀报》在这场倒“官运”运动中更是不遗余力。据《蜀报》报道,资政院四川议员李文熙提议废除官运商销的引岸制度,改为“就场征税”,这一提议在审议会获得通过,资政院中多数表示欢迎。四川谘议局听到这个消息,发电祝贺。《蜀报》认为,如今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的,只有贪吏和奸商。

  但清廷并不领会民情。先是在宣统元年将盐务用人、理财权全部收归中央,引起地方督抚喧哗,使摄政王载沣恼羞成怒,下令传旨申饬。1911年10月6日,清廷进一步决定,改督办盐政处为盐政院,设盐政大臣一员,管理全国盐政,统辖盐务各官。

  四天后,武昌起义爆发。盐业的高度中央集权成为一枕黄粱。■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