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区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 >

川东道台与重庆海关

日期:2015-01-07 17:55:03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川东道台与重庆海关——兼及海关史研究的反思[①]

苟德仪

自民初以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②]。但是,既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比如受研究资料和研究范式等因素的限制,学界对海关监督关注少而对外籍税务司关注多就是一例[③]。其结果是,在各种以外籍税务司为中心建构的海关史论著中充斥着类似“海关监督被外籍税务司完全架空”,“海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等结论。这些结论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假如转换视角,以海关监督为中心(尽管事实上海关监督已非海关行政管理的中心)来重新建构中国近代的海关史,到底会是怎样的一幅历史图景呢?上述结论是否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重庆海关监督(即川东道台)为中心,探讨监督在该关的设置与运作方面的作用,并藉此对海关史研究进行反思。希望通过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对加深海关史的研究有所裨益,并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晚清变动时局中的川东道台

川东道乃明代驻扎于巴县、达州、涪州的道台的普通称谓,清代专指驻扎于重庆府巴县的川东分巡兵备道。它是清代川省五分巡兵备道之一,在嘉庆时辖重庆、绥定、夔州三府,忠州、酉阳两直隶州,石砫、太平两直隶厅(1829年改太平县),至清末依然如此[④]

清朝自道咸以来,局势剧变。外国列强恃强权,咄咄逼人,中国门户洞开,利权尽失。国内却民变四起,尤其是太平起义,朝廷八旗、绿营相继溃败,大江南北,非中枢所能控制。于是不得不靠起于民间,统于私人的湘淮军,荡平战乱,以成“同治中兴”之局[⑤]。自咸同之后,清朝原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一元权力结构一分为二,清朝的权力重心,逐渐从中央下移到地方,遂致中央权威式微,地方之权渐重[⑥]

在此语境下,川东道台的职权逐渐扩大。众所周知,道台驻地为重庆府首区的巴县,自咸丰时起,教案迭出,交涉日繁。逮同、光之际,中英《烟台条约》成,继又订续增专条,门户由之启。不仅传教士日益增多,以考察商务为名,实则搜集情报的冒险家们也频频前来。特别是重庆据约开埠通商,事属初创,最难措置。对清朝中枢而言,重庆的开放不过是承沿海五口及长江各口通商之余绪。然于川省,事属初创,无所依据,困难重重。川督刘秉璋先后令川东道台张华奎预期筹办,道台遂被委以重任。这成为川东道台职能与权力扩大的契机。

由此,川东道不仅交涉事件尤繁,又兼统防军数营,还管理重庆旧厘局。此外,还有管理民政、防务、监督下属官员的职责。故周询论述说,川东道属辖境复广,自来政务,即称殷繁,尤其在光绪十七年,“重庆开为商埠后,道员监督海关,各国领事亦驻此,交涉事件尤繁,又兼统防军数营,并总管重庆旧厘局”,成为清季的重要官缺[⑦]

二、川东道台与重庆海关的设立

重庆海关之设是开埠的标志,是晚清的重要历史事件,对近代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皆有深远影响[⑧]。但对于川东道台在重庆设关中的作用,却鲜有关注。

众所周知,根据中英《烟台条约》之第三条,列强获得入重庆查看商务的机会[⑨]。而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依据的是光绪十六年(1890)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川省来讲,面临着“向无通商口岸,于征收支发一切章程均未熟悉,属僚中亦少谙习商务之员”的困难,故川督刘秉璋要求“必须得所依据,始可仿照核办”[⑩]。因事属初创,章程未定,对“如何改设关道,如何征收税项,按结造报,及请铸监督关防,开支各项经费”等具体问题尚不明确[⑪]。根据晚清的惯例,开埠例必设关,设关首在派定监督。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初,李鸿章致函总署曰:“重庆既作为通商处所,该府本有川东道驻扎,应请奏令川督遴选熟悉通商条约者,改为关道,逐渐筹办宜昌关,事隶隔省,情形未谙,亦虑呼应不灵,尚祈裁夺。”[⑫]同年闰二月,总署庆亲王奕劻等奏陈道:“重庆现作为通商口岸,该府本有川东道驻扎,应如何改为关道,选派税务司逐渐筹办各节,应俟开办时,由臣等另行奏明办理。”奉硃批“依议”[⑬]。是年八月,刘秉璋奏称准总署咨,提及改川东道台为关道事宜曰:“惟念此次改川东道为关道须用监督关防,若俟各省章程到齐逐款核定后再行奏请,恐滋迟误,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先铸四川重庆关监督关防一颗,咨发来川,即以川东道兼监督,以便届时转发应用。”[⑭]由此可见,经李鸿章创议,总署和川督支持,以川东道监督重庆关终成定局,所以又称为海关道。

在设关之前,赫德派定了外籍税务司。他在致金登干函件中自豪地说:“唯一值得相告的消息是昨天总理衙门通知我在重庆设立海关,所以我派好博逊前去——我最初派他去宜昌,是为了让他担任重庆那里的职务,以便他可以从重庆——宜昌线的宜昌这一端调查研究重庆当地情况。”[⑮]好博逊接令后,很快到达重庆,与川东道台协商设关事宜。在重庆关的设置过程中,川东道台张华奎功不可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勘选关地。在川督的命令下,川东道台张华奎与税务司好博逊协同筹办设关事宜。但因重庆“民教滋事”而受阻,李鸿章认为应“但便商民,勿泥成见”,告诫张华奎“不得因暂行署理,借词延宕”,而是“放胆做法,早报开关”。后选定南岸王家沱为商埠地址和关地,但“因该处无房屋可租,暂于狮子湾停泊,租寓开关”[⑯]

第二,制定新关章程。川东道台张华奎“体查川江情形,仿照宜昌关一切章程,并按总税务司议章二十条量为删改”,订成《重庆新关试办章程(十条)》和《重庆新关船只来往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二十条)》[⑰]。前者对洋商雇用华船或自备船只、在重庆港的停泊地、起下货时间、船旗、进出港手续、沿江通行、洋货进入内地及重庆关办公时间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后者由船只、货物、征税、停泊四章组成,分别对英商雇用华船、英商自备华式之船、上下江的货物运输、征税、船只停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章程由川东道台上呈川督,刘秉章“按款稽核”后,由该道“抄录先后章程,分賷南北洋大臣”。最终经总督“将该道先后议章咨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覆”备案[⑱]

第三,启用川东道关防。因临开关,监督关防尚未到川,经川督同意暂用川东道关防,一俟监督关防到川,再行定期开用。后来的记载表明,海关监督关防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二十四日卯时才开用的[⑲]。而此前一直用川东道台关防。

第四,派委重庆关的委员以及各项差役丁壮等职事。正如张华奎所言:“此次新关创始,亟应分派委员,调遣书吏,招募各项差役丁壮,分发关署,大关及子口等卡,各司其事”。在张华奎主导下(在川督的监督下),专设“洋关局”来办理关务,并派候补知县、知县等充任“新关正办委员”、“大关委员”等,协同税务司具体办理海关事宜[⑳]。新关的正办委员吴念椿因此积劳成疾。如巴县知县等禀报川东道台云:“重庆新关正办委员吴念椿,系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去年冬间蒙宪台札调来渝,本年正月详委重庆新关正办,三月初四日在差,次病故。伏查重庆开关,虽在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而创办一切已在去冬。该故员到渝数月以来,凡于关务应办之事,靡不尽心筹划推求至当,不无微劳足录,今在差次,积劳身故,情殊可悯”。[21]另外,道台还派遣炮巡哨座等船勇丁与水手。

第五,筹措经费。设关开埠,办理经费至关重要。这些经费包括:员役应发之薪水工食,大关应修之码头跳板船、巡哨炮船、查河划船、渡江行船等的经费,三卡办公处所修整房间、置备器具的经费,此外还有杂支。具体数目,张华奎称因重庆商务:“大致与宜昌关相埒,应用款目即与宜昌关相同。”只是“川东民情浮动,华洋之情扞格已久,办理尤属繁难,若过求撙节,恐多贻误”。所以请“照宜昌关原定支款,除税务司经费外,计每月共支银二千五百余两,较之宜昌关有绌无盈,仍照宜昌成案,分别应支缓支各款,每月计银三百九十二两,应俟关务畅旺,再请照支”。制造炮巡哨座等船,购买炮位军械等共需“银二千九百九十八两”,杂支“六百九十一两”[22]。除杂支由道台自行筹措外,其他经费由道台禀请总督在重庆盐局提拨,一年后在关税项下开支。不仅如此,道台还派员制造炮巡哨座等船、购买炮位军械等,并估算经费。

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1891年3月1日),署川东道台张华奎报重庆关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为商埠。由此可见,张华奎在重庆海关设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勘定关址、制定章程、启用关防、派委职事、筹措经费等,都由川东道台张华奎主之。故史称“时值大足教案之后,重庆新通海关,讹言岌岌。华奎晓譬绅商,躬堪设关,及停泊商埠,采长江各关章程,斟酌损益,事汔大定”[23],洵属中肯之论。

三、川东道台与重庆海关的运作

川东道台作为海关监督,在重庆海关运作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兹举数端:

第一,调节海关设立后各种地方利益的分配

重庆海关之设,不仅对税收,甚至对整个重庆地方社会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发生在光绪十八至十九年之交的争索滩钱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重庆洋关开关后,打破了附近野猫溪、断石粱、马鞍滩一带的平静。这时驳船须进关点验。因滩险水凶,需雇佣居民拉滩。由此,居住这一带的纤夫、僧人等为争夺滩钱,屡生事端,频繁到县衙互相告状[24]。为平衡各方利益,巴县知县面谕里正王晋禄、监正周万顺等制定办法。据知县的要求,里正王晋禄等先选得力夫头,到案具认状;再邀王家沱、弹子石、五桂石、野猫溪四渡小船首人及大小驳船帮首等共同商议解决办法。商议结果,每渡派首人2名,与王爷庙、观音寺两庙主持轮流协理滩务。并议定《扯滩章程》共计十三条[25],得到了知县的首肯。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二十九日,巴县将重庆关委员所议情形向道台禀报,并将里正所禀及议定扯滩条规移文洋关陈委员和周委员。五月初三日,巴县将上述《扯滩章程》发出告示,俾众周知。初四日知县耿士伟将办理情形又向道台汇报。初八日,道台黎庶昌批示曰:“据详已悉,察阅所议条规,当属妥协,准如详立案,即由该县录批,出示晓谕周知。并候照会税务司暨行关员知照。此缴,条规存。”[26]

五月十三日,大河廉里七甲五桂保监正秦子猷、保正李德合等到案担保四渡首人称:“正等赴案保得四渡首人,督率滩夫,遇有新关船只过境点验,实力护送,不得违误,格外刁难,勒掯情事,中间不虚,保状是实。”巴县批曰:“准保充但事属要件,如四滩首人后有违误等情尔原保等不能辞咎”。十四日,何正林等具认状:“遇有新关船只过境抵滩,自必遵示督率纤夫实力护送不得违误格外刁难,勒掯情事,中间不虚,认状是实。”巴县批准认充,并要求到洋关委员处投具认状备查。最后巴县将经道台批示条规晓谕众人皆知[27]

要之,这个典型案件关乎洋关设立后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纤夫、首人、商人、洋关委员、庙宇僧人、地方监保、知县、川东道台等。知县作为与民间社会的直接联系者,在案件的处理中担任重要角色。但是,他还得与道台派委的洋关委员协商办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川东道兼海关监督。作为川东首脑,知县在办理时需要向其请示,他的批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起关键作用。

第二,干预重庆海关购买关地

本来,重庆海关先设在朝天门,后拟在太平门内顺城街口购买民房一所作关地。此事主要由该关税务司办理。税务司拟趁此机会将毗连该处左侧曹太平的房屋一起买下来。曹氏房屋置买于光绪初年。现因其家人口浩繁,兼负重债,无从偿还,欲把房屋地基出售。因当初买价高,遭火灾又复修过,花费甚多。税务司前去和曹氏谈价格,没有谈妥,“乃该业主以为奇货可居,希图重价,揆其意,向似非二千金不可”。无奈之下,税务司只有向海关监督求助称:“本关购买基屋一事,前蒙总督部堂锡以此举系属公事,曾经转饬贵前监督代为照料。今曹姓有意居奇,难以理喻,用特函致前情,请烦贵监督查照,札饬巴县即将该业主传案开导并将老契吊阅。如果价值相宜,敝税务司甚愿出资购买。既于该业主无所吃亏而本关将来建造时,地址稍宽。布置亦较为有益也”[28]。随后,川东道台冯金鉴即令知县“即便查照立将该业主曹姓传案,妥为开导并将老契吊阅持平定价”,并要求将办理情形向道衙回复,再函知税务司照办。巴县知县传谕曹太平到案,经刑房开单提讯,知县作了如下判决:“讯得本县与曹太平作主,以原契壹千零二十两之房,售于重庆关,只要地基不要房料,照渝平足银壹千三百两立契,即在户房先立草约。缴上。此判。”最后,知县将办理情形,详细向道台回报。道台随即批示称:“据详已悉,仰候照会税务司查照。”[29]

由此案可见,在重庆海关的扩张中,外籍税务司成为主角,川东道反而成为帮手,说明海关行政权力主要在税务司手中。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海关监督的作用。就以此案来说,税务司无奈之下的求助对象就是海关监督。经海关监督的干预,最终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第三,协助海关税的征收

在海关税收问题上,税务司显然是主要角色,但不是惟一的角色,监督还派有稽征委员参与重庆关税的征收[30]。税务司对税务显然不能完全作主,一些重要的决定还得要和监督协商,甚至要禀总督批示[31]

晚清川省留日学生多,这些学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后陆续回川。留学生们随身带有仪器、药品等物,由于数量过大,入重庆海关时,税务司不允免税,“动致轇轇”,时有因验货阻滞之事发生,“税务司谓其箱篓太多,难保无贩卖之货杂入其中,漫无稽核,必至妨碍税务,而学生则以阻滞学界为辞。各执一端,不能不求一和平办法”。经川东道兼海关监督张铎与税务司再四磋商,未得到解决。于是张铎直接向川督禀报云:按照规定,如果学生所带之物系地方学堂官用之物应准其免税,如果系私贩之物应令纳税,但官用之物必须各该地方官先行禀明关道转咨税务司立案,俟其所购之仪器、药品到关,并将买物成本底单一并交验,即准放行。监督还为制革公司机器材料免税一案与税务司进行过协商,当时税务司给监督的复文称:“所需机器材料等物因可购自外洋,惟仅护照一纸,似难凭信,以后凡属留学生购回仪器及公家所需由洋采办各物,均请贵监督发给官用专照,必须注明华目,估计货件,方准免税验放,俟结底汇报总税务司查核。”监督认为“括其情辞,尚属公允,于税务、学务均无窒碍”,所以禀报总督,希即“通饬各属并转饬商务总局,以后如有官用仪器药品嘱讬学生自东洋购归者,务将寄购买物之银数先行禀报转咨立案,俟所购官用之件到关即将买物价值底单送关对验,以便税务司申报而省周折”[32]。总督批示曰:“学务、税务同为要政,凡图书仪器药料等项,属于教科用品者,自应在免税之列,若因此夹带私货不服盘查亦属有碍税章,此种弊窦,理应严加防范以免彼此轇轕。据禀重庆关近日屡有留学生因验货阻滞与税务司互相争执,现由该道与税务司商定如系地方学堂官用之物,讬学生购回者,由各该地方官先行禀报立案,准其免税。如系学生私购之物,应令纳税等情。办法尚为公允,其有图书用品,虽非官物,实系学生平常自用之件,并酌予免税,以示体恤。现经通饬各府厅州县一体遵照。惟距省较远之处,一时尚恐未及周知,如有从前由各地方官讬购学堂用品到关之日,应由该道督同税务司酌核,妥办以免周折,仍候据情转咨驻日杨大臣知照可也。”然后,总督通令全省照此批示精神办理,十二月初六日,川督锡良将此情形令南部县照办[33]

这个典型案例说明,海关税的征收并非完全是税务司作主的,一些重要决定还须与海关监督协商,并在川督的命令下才能完成。

第四,对沿江社会治安的监督治理

海关的运作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秩序,特别是沿江的社会治安。川东道台的重要职能是弹压地方,尤其在战争年代,道台不是转输军饷,就是带兵打仗。据记载,晚清时,一支三百人组成的特别部队称为“绥庆营”直接归川东道统辖,不属于重庆镇,这支队伍曾驻长安寺[34]。光绪三十三(1907)年六月川督委川东道陈遹声“兼充兵备处会办,所有道属防营,悉听该道节制调遣”[35]。故陈的全衔为“钦加二品衔特授四川分巡川东重夔绥忠酉石等处地方兵备道重庆关监督总办商矿事务会办兵备处加五级纪录十六次陈遹声”。可见陈遹声的确是兵备处会办,这为其弹压地方制造了条件。同年,道台陈遹声亲自拟就沿江缉匪防盗办法札饬巴县就地方情形认真整顿,并以粘单形式将所拟六条整顿办法附于札文后,要知县详复。这六条办法涉及沿河各码头巡船的设置、水道保甲与警察的整顿、码头的巡查、码头烟馆的禁革、与江面缉匪有关的各场团练的整顿、奖赏缉匪有功之人等[36]。不仅如此,《巴县档案》中,道台查拿地方匪徒的事例比比皆是[37]。可以说,道台对沿江社会治安的整顿不遗余力,为海关收税提供良好的环境。

四、余  论

通过对《巴县档案》等资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川东道台兼海关监督虽在海关行政上有被架空的嫌疑,但实际上,重庆海关不仅在设置过程中,而且在运作过程中,川东道台作为监督的作用皆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川东道台的职责不全在海关,海关只不过是地方政治、经济、赈济、教育、对外交涉、祭祀等繁杂事务中的一部分而已。

川东道台与一般道台不同,因为不仅管理府州县行政,还要监督海关。他与一般的海关监督也不同,因为有管辖地方之权。正因如此,他可以调动更多的行政资源来管理海关,海关的设置与运作中的很多事务,监督都参与便是明证。也正因为非专职监督,他也没有这么多精力来专门管理海关,所以海关行政权主要为税务司掌控。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造就的矛盾体。

实际上,川东道台只是个典型个案。以道台监督海关,在晚清甚为普遍,这个群体又被称为海关道台。限于种种因素,作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他们长期淡出了史家的视野。很显然,对于完整的海关史书写而言,缺乏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和关注,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因此,海关史研究的深入需要视野的开阔和研究范式的转变,更需要将海关的研究纳入地方社会中去,而不能就海关来研究海关。

(西华师范大学 教授 博士)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2XZS009)、教育部西部边疆项目(11XJA770001)、博士启动基金项目(09B018)。

[②] 有关近代海关史的学术史总结,参见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佳宏伟:《近二十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已有学者对此作过探讨,参见任智勇:《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历史档案》2004年第4期。

[④] 参见拙著:《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页。另见拙文《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

[⑤]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⑥] 杨天宏:《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⑦] 周询:《蜀海丛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61页。

[⑧] 关于重庆海关设置经过、管理范围、影响等的基本史实,学者已叙及,兹不赘述。参见刘景修:《近代重庆海关综述》,周勇等主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19—41;隗瀛涛等著:《重庆开埠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38—44;汤象龙:《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的一些资料》,见《四川文史资料》第32辑。

[⑨] 向楚等:《巴县志》卷16《交涉》,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⑩]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776页。

[⑪]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776页。

[⑫] 邱迎春等点校:《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942页。

[⑬] 向楚等:《巴县志》卷16《交涉》,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⑭]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776页。

[⑮] 参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3页。笔者按:好博逊(又译霍伯森)是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曾在上海、宁波、汉口、厦门、广州、天津、重庆、芜湖、九龙、亚东、腾越、打狗等十多个口岸,任供事、帮办、税务司等职,也主持过基隆的煤矿工作。1889年—1890年在宜昌任税务司。1890年9月12日,重庆新辟为通商口岸,好氏为第一任税务司(《中国海关密档》第1卷,页428)。

[⑯] 向楚等:《巴县志》卷16《交涉》,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⑰]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868页。

[⑱]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868页。

[⑲]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片,下同),全宗6,目录6,卷168。

[⑳] 洋关局的内部组织及相关问题,不得其详,参见《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572。

[21]《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663。

[22]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2868页。

[2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04页。

[24]《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572。

[25] 如章程第一条规定四舱驳船滩力钱壹千文;第二条规定三舱驳船滩力钱柒佰伍拾文;第三条规定两舱驳船滩力钱五百文;第四条规定壹舱驳船滩力钱贰佰伍拾文,等等。参见《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572。

[26]《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572(此案的引文,凡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卷)。

[27] 此案到此结束,但是后来(光绪二十七年)因何正林等故后,其子谋霸河滩首人,里正王晋禄又禀呈县衙,知县只批了两个字“禀悉”,此后之事不得其详。参见《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572。

[28]《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333。

[29]《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333。

[30] 稽征委员同时兼任老厘局委员,由川东道派委,具体负责的事务不清楚。参见《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4619。

[31] 梁元生教授以天津海关为例,指出该关外籍税务司德璀琳在其天津任内需侍奉三个主子——李鸿章、赫德和工部局董事会,可为研究其他海关提供借鉴。参见梁元生:《清末的天津道与津海关道》,《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第137页。

[32]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藏:《南部档案》,全宗Q1,目录17,卷371。

[33] 同上。对于川督的批文,另见四川学务处发行《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第18册。

[34] 霍伯森(H.E.Hobson):《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94页。

[35]《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2988。

[36]《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984。

[37]《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3169、3192、3190、3167、315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