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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乡试中的州县政府

日期:2015-01-07 17:53:51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清代乡试中的州县政府[①]

刘艳伟  金生杨

清代乡试,朝廷视其为“抡才大典”,各直省也将之视为三年一届的大事。乡试作为人才选拔和士子进身的关键一环,需动用阖省资源,动员各级政府通力合作,方能保证其正常举行。有关乡试的文献可谓多矣,学界有关乡试的研究成果可谓众矣,但以往文献对乡试中的地方政府记载较少,学界对地方政府在乡试中的作为缺乏研究[②]。州县政府在乡试中扮演什么角色?应担负哪些职责?朝廷及省级衙门对乡试的一些规定及政令,它们又是如何执行的?学者们对乡试的研究成果虽多,然而对笔者的这些疑问却未有涉及。《南部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与之相关的材料,为我们解答这些疑惑提供了可能。

一、服务考生

在清代,州县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州和县实际上成为帝国之内最小的行政单元,州县政府负责一方的全部政务,是为“临民政府”,文教事务自然也在其管理之中。乡试之年,州县通过为生员发布考试信息、备造清册出具印结、管理宾兴等活动,为考生服务,方便其应考。

(一)传达朝廷政令,发布考试信息

州县政府掌管地方大小事务,传达朝廷政令也是其分内之事。乡试之年,朝廷所下有关考试的政策就需要州县衙门发布,告知广大士子。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所制订的一些政策也相应被废除。该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下令停罢经济特科,岁考、科考、乡试、会试仍照旧考试四书文、试贴、经文、策问。政令层层下达,十一月初三日,南部县收到保宁府下发的札文,抄有慈禧太后停罢经济特科的懿旨,要求南部县“即便出示晓谕,一体钦遵办理”[③]。两天后,南部县知县袁用宾出示告示,晓谕诸生“嗣后仍照旧章应试”[④],无论是岁考、科考还是乡试、会试,不再考试经济特科。

乡试事关人才选拔,朝廷也十分重视,多次发文要求整顿科场,清除积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四川总督鹿传霖由驿递三百里加急,向光绪帝上奏,称四川乡试弊端种种,致使真才难拔,不成事体。为此,十二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明年丁酉科乡试,着鹿传霖申明定例,认真整顿。并着先期出示晓谕……务期积弊一清,用副朝廷拔取真才至意”[⑤]。二十三年二月一日,南部县收到由四川总督发出,经四川布政使、川北道、保宁府发来有关整顿科场,清除积弊的札文。第二天,南部县衙即发布告示,晓谕士子,令其遵照,“倘再玩违,或有藉端挟诈哄闹者,即着严拏按律治罪,毋稍宽假”。二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衙门再次发出札文,并告示三十张,饬南部县将整顿科场积弊之事广而告之,并于各处张贴告示。[⑥]南部县于二月二十七日收到札文和告示后,知县袁用宾即派差役在县城及各主要市镇张贴。为表对此事的慎重,三月六日,袁用宾又向四川总督衙门呈报收到告示的日期及告示张贴处所[⑦]

(二)呈报考生清册

每届乡试之前,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会巡回主持科试,以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未能参加科试的生员,可参加录遗,通过者也可参加乡试。此时,需要州县官为士子出具文书,向学政禀明情形,提供载有考生年貌、籍贯、甘结、供结的清册,士子方能参加录遗。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乡试,南部县为监生雍光尧赴省录遗向四川学政发出了申文:

保宁府南部县为申送录遗事。案据卑县监生雍光尧呈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在直隶捐赈局,由俊秀报捐银一百零八两,准作监生,领有部监二照,在籍肄业。今逢恩正两科乡试,志切观光,愿赴遗才,邀同里邻投具供、甘各结,恳乞赐文申送。等情。据此,卑县覆查无异,理合取具年貌、籍贯、供、甘各结,加具印结,粘钤具文,赍请宪台俯赐察核收考。为此,备由申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赍试卷一本,供、甘、印结各一张,清册一本。

右申

学宪(全衔)吴(郁生)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廿二日礼房呈[⑧]

考生为能参加乡试,通常采用种种手段作弊,其中枪替与冒籍最为常见。州县衙门通过查验地方士子年貌、籍贯,向学政造报清册,为保障乡试的公平性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管理宾兴,资助考生

“宾兴”一词源于《周礼》,“本指国家考校取士,明清时期主要指地方成立各种基金组织资助科举考试的活动”[⑨]。清代四川宾兴,始于乾隆年间,其后逐渐流行,至道光、光绪时趋于鼎盛,一时各府州县多有宾兴[⑩]。南部县宾兴局设于光绪末年,其主要职能是为赴省参加乡试、赴京参加会试的生员、举人提供资助,并对考中举人、进士者予以奖励。宾兴局设有首事,管理各项开支。然而,无论是首事的选任,还是经费的使用,都需要上报南部县衙,经知县批准,方得施行,南部县衙是宾兴局的实际管理者。每逢乡试之年,南部县衙会发布告示,告知士子赴局领取路费。光绪二十八年,值辛卯科乡试,六月二十八日,距乡试举行还有一个多月,为方便士子赴考,南部县衙发布了告示,通告领取路费事:

正堂张(景旭)牌示县属文生贡监等知悉,照得县中宾兴款项向系存当生息以作每科乡试各士子赴省路费。本年举行恩、正两科,场期将届,除札委宾兴局监生宋鼎[铭]将此项银两悉数收齐,运赴省垣照章发给,尔多士志切观光,务即赴省,亲向宋鼎铭领银,以杜窃名冒领之弊。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右牌通知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廿八日礼房呈[⑪]

南部县士子“贫寒居多”,正科乡试,赴省参加考试的生员能领取路费银八两,恩科乡试,能得银四两[⑫]。如此,大大方便了考生应考。

二、提供人员帮办科场

乡试之时,需要大量的服务人员,如印卷、收掌、受卷、誊录、弥封、对读、巡绰、供应等执事员役。道光二十六年(1846)顺天乡试,“合内外官员,兵吏人役,三千有余”[⑬]。四川一省,每届应试生员众多,至清末达一万四五千人,从考官入闱至发榜出闱,历时月余,虽不如顺天乡试规模之大,所用各职事也为数众多,仅凭省城及邻近州县的人员,无法应付。乡试之年,四川布政使衙门往往行文各州县,要求派人前往省城帮办闱差。

(一)各学书役和门斗

书役在清代州县政府中充当办事人员的角色。一般来讲,各县衙均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在此基础之上根据各县实际情况或有增加,如四川南部县除设有上述六房别还设有盐房,巴县则还有仓、盐、承发、柬四房。各房书役主要负责缮写、收发公文,根据所在房别办理相应事务。门斗是在学官衙门中供职的差役,负责看守门户、传达通报等。州县书役和门斗在地方有繁多的事务,然而,每逢乡试之年,州县儒学衙门中的书役和门斗也要赴省,帮办科场。《科场条例》规定:“各直省乡试生员,大府派教官三四员,小府及直隶州派同各学书役,大学学书一名,门斗二名,中学、小学学书、门斗各一名来省临场认识。至捐纳贡监生于赴县起文时取具联名互结,责成礼房书吏当堂认准,一同来省临场认识,仍由各该府、直隶州造具该教官衔名及书役等姓名清册详报。”[⑭]每届乡试,需要大量誊录人员,而这些人也多由府州县中擅书之书役充任。光绪二十八年辛丑科乡试,四月十四日保宁府向南部县发出了要求书役、门斗临场的札文:

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世袭武骑尉特授保宁府正堂随带加二级纪录十次庆为科举事。案奉布政使司员(凤林)札,准前阁部堂琦(善)揭出定例刊刷条规,内开每届乡试仿照顺天之例派令教官带同各学书役临场来省,于头二三场点名时逐一认识。大府于所属教谕、训导中择其年力精壮者酌派三四员,小府、直隶州酌派一二员。如只有教职一员之县分,毋庸调取,仍令各府及直隶州先将教谕衔名及书役姓名报查。遇有抢冒顶替及勒掯需索等弊,除将该生及书役、门斗等照例治罪外,并将该教官严参等语。川省近来教职率以来省认识、临场稽查为具文,来省者寥寥,殊非慎重抡才之道。现已札饬各府、厅、州照例申送,先期带同书斗来省点到。某府州县令某府教官督率书斗换旗执牌,逐一认识诸生,导使随牌而进,既免拥挤,亦足以杜弊端。等因。查上科乡试,点验各学书斗,每多不到,当经通饬各属造具该教官衔名,并书役等姓名清册详报,务令备具文批来省投到造册查点认识,三场毕后,始行批回,以备查考在案。兹值本年举行庚子、辛丑恩正两科文闱乡试,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府即便转饬所属,移学一体遵照办理……为此,札仰该县即便移学,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南部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⑮]

《科场条例》规定府、直隶州儒学衙门教官要带领书役、门斗赴省帮办科场点名查验考生,并维持入场秩序。待三场结束后,他们才能离开。南部县衙四月十五日收到保宁府衙下发的札文,于四月十八日移文南部县儒学,令其遵照办理[⑯]

乡试之年书役、门斗帮办科场是朝廷的明文规定,虽然定例如此,到了清末,“教职率以临场稽查为具文”,“各学书斗,每多不到”。另据四川盐茶道道台乡试提调官黄承暄也称“近年来各省教官竟然视为具文,其书役亦往往不候场毕,先期私回”[⑰],由此可见书斗帮办科场这一规定并没有被很好的执行。

仅笔者所见,书役门斗帮办科场,并未有发给路费及劳务费用的记载,即便有,在乡试整体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此项开支也可能寥寥无几。这些人在衙门当差,本来薪水就不多,甚至没有薪水,在可能没有劳务费甚至自筹路费的情况下,让他们赴省帮办科场,无疑是项苦差事。这样,他们对这项法规的抵制就不难理解了。

(二)阴阳学

在清代,阴阳学训术(简称阴阳学)为杂职官,每县例置一名,品秩未入流。他们“由该地方官拣选,具结详报督抚,由督抚咨部给札补授,年终汇报吏部。其钤记,由该省布政司给发”[⑱]。阴阳学的职责,“以辖日者形家之属,禁其幻妄惑民,郡邑有大典礼大兴作卜日候时用之”[⑲]。雍正七年,朝廷又其“令兼辖星学”[⑳],但大体“不过稽查占候、堪舆、卜课、星命等事”[21]

然而,乡试之年,四川布政使司衙门按照惯例,行文各州县,令阴阳学赴省城帮办闱差,如不愿赴省则要出银代役。咸丰八年(1858)五月二十一日,南部县收到四川布政使衙门发出的札文:

钦命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祥(奎)为札催事。案查本年乡试,前经行府转饬该县,责令该阴阳学来省帮办闱差在案。迄今日久,未据申解前来,合行札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速即催令该阴阳学来省帮办。如不愿来省及悬缺未补者,即将津贴银两批解来辕,以凭转发雇办,毋任托词,诿卸迟误,致干未便。速速。特札。

右札南部县准此

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22]

督促南部县速派阴阳学来省帮办闱差,如不愿赴省,则应将津贴银两解到。后经四川布政使、四川盐茶道屡次发文催缴,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南部县终于将该县阴阳学何炳呈缴的乡试津贴银八两,解往布政使司衙门[23]

《科场条例》与《清会典》之中并未见有对阴阳学在乡试之年赴省帮办闱差的规定,然而,阴阳学帮办科场在四川一省早已成为惯例。南部县阴阳学应出之津贴银两,也并非由阴阳学独自完纳,其中的一半要由城厢市镇贩卖棺木板铺的商户分摊[24]

(三)医学

医学训科(简称医学),为县之医官,同阴阳学训术一样,医学品秩也为未入流。其主要职责,“凡疾医、疡医咸属之,民有疾病者、疕疡者使医分治。狱囚病,视疗亦如之”[25],即管理疾医、疡医和分治患病平民、医治患病狱囚。顺治二年(1645)规定,“直省乡试,取医士一名入场听用”[26],以医治患病生员,并相沿成例,直至清末未有更改。然而,这一规定在四川的实际操作则与《科场条例》所载不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四月二十二日,保宁府衙收到四川布政使衙门的札文称:

案查历科乡试,檄饬该府所属各厅州县,责令医学一名来省帮办闱差。如该学不愿赴省,或悬缺未补者,即申解津贴银八两,以凭给发成都府医学等承办。久经通饬,遵照在案。[27]

《科场条例》规定的是“医士一名”,而实际情况却是保宁府所属的各厅州县需要派医学一名帮办闱差,如果不愿赴省,则要以银代役。四月二十九日,保宁府向南部县下发札文,录有布政使衙门发给保宁府,令所辖各州县医学赴省帮办闱务,如不愿帮办,将津贴银八两申解前来的札文,令南部县遵照办理[28]。据此,五月八日,南部县衙向医学发出札文,要求将应解津贴银八两,收齐呈缴,以凭申解[29]。南部县医学马光烈呈缴津贴银八两,南部县衙收到后,具文专差向臬司衙门申解[30]

《南部档案》所见令医学帮办闱差的文书,共有3卷13件,最早的一卷是在光绪二年(1876),最迟的一卷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在这13件档案中,并未有医学赴省,都选择纳银八两。光绪二十八年辛丑科乡试,南部县行文医学:

调署南部县正堂邓全衔(元鏸)为札提事。案查医学应解帮办科场津贴银两立等申解,合行札提。为此,札仰该医学查照来札事理,即将应解津贴银八两如数摊收齐全,克日赴县呈缴,以凭申解,毋得迟延干咎。速速。特札。

右札医学   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礼房呈[31]

札文中直接称医学应纳帮办科场津贴银,并未论及医学赴省之事。不难看出,医学已经从赴省医治考场病患帮办闱差转为以银代役,成了一种变相摊派。

(四)知县

除阴阳学、医学、书役门斗等地方衙门人员要在乡试之年帮办闱差外,作为一县之主的县令,有时也要赴省帮办考试事务。

乡试中的外帘官,有印卷、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其选用,由监临在府佐贰、首领,并州县正、佐内正途出身各官选用”[32],州县官由科甲正途出身者,需担任外帘各官。

作为乡试内帘官的同考官,负责阅卷荐卷。其选用,除雍正年间规定在邻省科甲出身者选用外,有清一代皆由本省科甲出身之同知、州县官充当。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文闱乡试,南部县知县袁用宾就担任该年乡试同考官[33]

三、分摊考试费用

无论何项制度性的活动均须有经费支持,乡试也不例外。每科乡试除刊印《科场条例》费用届期由礼部奏请拨银数额,并由户、工二部核销外,其余通常先行预算,奏报获准后于本省公费银两内动支[34]。然而科场支出项目繁多,除有刊刷《科场条例》费、颁发考试用书费、贡院培修费、科场供应费、宴赏费用外,更有种种陋规,需支出大量银两。由于各科乡试费用须严格按照科场条例报销,其实际支出远大于条例所规定,所能报销的费用多不敷实际支出。清前期国用尚足,科场经费尚能照额支给。自咸同军兴以后,清政府财政日益匮乏,光绪一朝,财政更是窘迫,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每年皆入不敷出,只得向外国筹借。在此情况下,中央往往压缩各种财政开支,朝廷所支科场费用多不足额数,更不敷科场实际支出[35]。四川省“每科乡试因公用度,虽可报部核销,然须依照科场则例开报,不能任意出入,故例报之数不敷实用甚巨。平时各厅州县皆有科场之摊派,每处若干,年有定额,悉出自地方官者也”[36],为保证乡试的举行,四川布政使司每逢乡试之年便向各厅州县摊派种种名目的费用,以此来解决乡试经费问题。

(一)油蜡银

乡试中购置灯油、蜡烛的费用称为油蜡银,也叫油烛银。南部县从同治九年(1870)起,就已经在摊派油蜡银了,其额数为四十两,至光绪末,一直未变。其间每逢乡试之年,四川布政使衙门按照成例,札饬南部县,令其申解应摊油蜡银。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乡试,四川布政使司衙门行文南部县,申解该年油蜡银及己卯科、壬午科欠银:

钦命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易(佩绅)为札催速解事。照得本年举行乙酉科文闱乡试,该县欠解己卯科银叁拾肆两零壹分八厘、壬午科银肆拾两,前经札提在案,迄今日久,未据申解前来,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县文到立将前项欠解各银两赶紧照数弹兑封固,备具文批,专差申解来司,以凭弹收,转发备办,毋稍迟延。速速。特札。

右札南部县准此

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七日[37]

光绪八年以前,四川乡试油蜡银一项,“先由司库垫发银五千两……饬属按缺摊解,列入交代,分作三年摊完”。由于各州县拖延,并不认真办理,致使“库款久悬”。鉴于此,光绪八年壬午科,四川布政使鹿传霖打算更章办理,不先由司库垫付,而是待各府州县将应摊派之款解到后,再行办理。然而,由于各地方衙门仍旧迟延,并不申解银两,而乡试又日益临近,四川总督最终还是不得不先令司库垫付此项银两,然后再令各州县还款。七月初七日,据乡试举行只有一月的时间,四川布政使衙门再次行文南部县,令其将新摊旧欠油烛银两一并解到。尽管札文中威胁“倘再迟延,定即差提不贷”,并接连使用“飞速”、“火速”这样的字眼,以示急切,然而,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乡试已经结束三个多月后,南部县仍未将当年应摊派及以往所欠银两解往布政使衙门[38]。笔者所见,油蜡银的征收甚是困难,基本上是“无科不催”,由于州县政府能够支配的经费十分有限,摊派一项又不列入州县官的考绩,对油蜡银的摊派,他们则是能拖则拖。面对此种情况,布政使衙门只得将此项银两在知县的俸廉款(即俸禄和养廉银)内扣收[39]

(二)主考公费银

主考公费银是乡试之年地方向主考官馈赠财物所花费银两。

乡试之年,州县需出纳主考公费银。光绪五年己卯科乡试,七月初九日,川北道向南部县发出札文,催缴南部县应分摊的主考公费银:

钦命按察使衔署理四川分巡川北兵备道辖保顺潼等处地方事务加三级纪录十次尹为札催批解事。照得本年己卯科乡试本道衙门应送主考公费银两,曾据前任道札饬在案,今准成都申催檄发前项银两汇送,等情,前来,合行札催。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先今来文事理,速将原派银数克日弹兑封固,备具文批,专差申解来辕,以凭檄发汇送,勿再迟延。切速。特札。

右札南部县准此

光绪五年七月初九日[40]

七月十八日,南部县县衙派遣差役,赴川北道申解该项银两[41]。六天后,银两解到,川北道衙门给发批回[42]

乡试主考官出京赴地方衡文取士,地方督、抚出于公私目的,都会馈赠钱财。清初,主考官并无路费,各地督、抚时常馈赠。乾隆三年,高宗发布上谕,根据路途之远近,发给路费,并规定了数额:“尔等可寄信各督抚,遵照此数,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着为例。[43]”随后又谕令,主考官也不准收受士子所送建坊银[44]。即除朝廷所发路费之外,不许收受地方馈赠。嘉庆朝时,仁宗认为,督、抚两司养廉优厚,职分较小薪俸较低的考官出闱后,致送土仪,稍助路费,尚属地主之谊,若主考官是三品以上大员,不准接受督、抚馈赠[45]。如此规定,实际上是为腐败开了口子,馈赠之风气日益滋盛,竟成为陋规。四川省乡试,“两主考每人例馈程仪四千金,外尚有私谊馈赠者”[46]。地方大员向主考官的馈赠,并非出自他们自己的腰包,由上文可知,是由省级衙门向地方政府摊派得来。

(三)帘官公费

帘官公费也是乡试中地方政府要分摊的一项费用。乡试之年,由于供应浩繁,担任帘官的地方州县长官,也要分摊科场费用,此项费用被称为帘官公费。四川省帘官公费一项,向来是由成都、华阳两县负责,向应调帘差的州县长官按照缺分摊捐。该项摊捐由来已久。据嘉庆十六年(1811)监察御史韩鼎晋《奏陈四川应除积弊六条疏》称“盖州县往往不愿入廉,每科派调同考官时其已经拟调不愿入充者则自捐银两,名为科场公费,央首府首县代恳免调……上钦[缺]州县以五六百两为率,甚有至千金者,中缺二三百两不等”[47],“科场公费”与“帘官公费”,名异而实同。

光绪二十三年,又是乡试之年,距开考还有三个多月,保宁府就向南部县发出了催缴该年帘官公费银的札文:

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特授四川保宁府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邵为转饬事。案奉川北道张札开,□按察使司文移,奉总督部堂鹿札开,案据成都县知县沈令秉堃、华阳县知县邓令元鏸会禀:川省历届科场,自派巡捕探迎正副主考莅省,以及文闱事竣起节进京,供应浩繁。旧章向由卑两县于本省现任科甲州县应行调帘各员,分派缺分大小,酌定摊派银数,开单呈明,由县专函知会,其不愿调帘差者,即照应摊银两,限定四月望前寄存县库,留备支应。即帘官致送主考程仪,亦由此项开支,名曰帘官公费,藉资津贴,而免偏累。今卑职等详查近数科案卷,所请免调各员,先尚饰词央□,继则频催罔应,统核寄到银数不及原派一半。本年恭逢丁酉正科乡试,卑职等仰蒙委任,分所应为遑计负累,惟值此银价减落,粮价腾昂,推及应办各件,较前均加十分之三四不等,如各州县帘官公费一款如数寄来,除供应正副主考而外,不无小补,因按章查计,应调各员□分注应摊银数汇开清折,呈请钧核,如蒙宪台赏准批示,再行专函寄商,庶各该员仰荷宪恩,踊跃从公,依限寄助,倘信发两月迟延不寄者,由卑职等开单呈请调帘,庶不致藉词推诿,是否有当,理合禀请察核示遵。计清折。等情,到院。据此,当经本督部堂批:查此项公费历届科场均未禀请摊派,本年乡试值银价减落,粮价腾昂,需用浩繁,准如禀照办,并候分行两司知照。缴折存。等因。行司移道檄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知照。此札。

计开

该县袁用宾帘官公费银叁百两

右札南部县准此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三日[48]

负责乡试供应的成都、华阳两县知县沈秉堃与邓元鏸二人称光绪二十三年“银价减落,粮价腾昂”,科场供应“需用浩繁”,经费紧张。按照旧章,由他们两县向应调充帘官的各州县知县,按缺分大小,确定应摊派的银两数目,不愿调帘差者,也应将摊派银两寄存于两县县库,而以前诸科乡试,所请免调各员,“统核寄到银数不及原派一半”,并不认真执行。为解决经费不足这一难题,二人向四川总督鹿传麟禀请,向应调帘各州县分摊帘官公费银,开明清折,由总督查核,从而使各应调帘州县官不敢拖延。这一方案得到了四川总督的批准。四月二十三日,保宁府向南部县发出札文,内录有成都、华阳两知县所上的禀文及四川总督的批示,通知南部县知县袁用宾应分摊帘官公费银三百两。

四、结  语

清代乡试作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关键一环,是士子进身的最重要渠道,是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其受到历朝皇帝的重视自不必说,而这一意志体现在行政上,则是中央政府要求各直省保证乡试的顺利举行。各直省为成大典,则是举一省之力,动员各级政府为乡试提供各种保障。处于行政链条末端的地方州县,既需要切实履行传达朝廷相关政令、服务士子的职能,又要派人临场帮办闱差,提供人力支持,同时,还要分摊各项费用,为乡试提供财力支持。

州县政府对乡试中朝廷所颁布条例和省级衙门的行政指令,往往消极执行乃至抵制。由于朝廷对乡试的规定无法面面俱到,不可能细致到各个衙门的具体职责,在这些规定没有触及的地方,省级衙门得以“便宜行事”,向下级转嫁各种义务。如此,未有帮办之责的南部县阴阳学、医学需赴省帮办闱差,或者出银代役。在府、道、藩、督面前,处于行政机构末端的州县政府所有的只是义务,而朝廷并没有给予州县政府履行乡试中各种义务的充分保障,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政策上。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说的,清代地方财政高度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朝廷也不允许他们在任何全国性税种上加收一文钱以满足地方需要”,[49]州县衙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开销。州县衙门如此,省级衙门也不例外。举办乡试的花费省级衙门难以承担,只得向下摊派,州县衙门本来就没有行政开销,当然也就不情愿执行这些要求分摊各项费用的政令了,也难怪南部县对油蜡银、帘官公费银等摊派会一拖再拖。朝廷法规也没有明确规定州县中需要帮办闱差的服务人员的费用,衙门中的书役、门斗自然视闱差为畏途了。

即便如此,乡试中的各州县政府通过服务考生、帮办科场和分摊考试费用,为乡试的顺利举行提供了信息、人员和经费保障。在乡试中,各州县政府虽是“配角”,却是无他不成戏。

(西华师范大学 在读硕士;西华师范大学 博士 教授)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阶段性成果。

[②] 乡试作为清代科举的重要一级,大凡对科举的研究,都会涉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科举废除二十多年后,学者们就开始关注清代科举。如章中如的《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黎明书局,1934年)梳理了清代各级考试制度,其中《举士》一章对有清一代乡试制度作了详细介绍。至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位科举经历者对科举经历的专门著述,如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其中都有对乡试的记述。二十世纪末,在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推动下,“科举学”在学界出现,科举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对科举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科举史料的汇编方面,有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成文出版社,1992)一书,其中收录了大量的乡试、会试朱卷,对乡试、会试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一书收集了有关考试活动的文物与文献资料,其中对清代乡试的命题、试期、应试资格等各个环节的资料也较详备;王炜编校的《<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辑录了有清代历朝实录中的科举资料,其中多涉及到与乡试相关的考差、试期、科场案等内容。对清代乡试的研究,有夏卫东《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从阅卷官的任用程序和阅卷时间这两个角度,论述了清代乡试阅卷制度的缺陷;李世瑜《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则主要论述清代乡试中的正副主考官的选择制度;李纯蛟《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对清代乡试中的舞弊与防弊及防弊对策的失效的原因作了细致探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对一省之内乡试研究的学位论文,多涉及乡试考官、乡试流程、举人的区域分布、科场案等内容。清代乡试中的州县政府处在朝廷与士子之间,地位重要,然而无论是对清代科举的研究还是对乡试的专门研究,都少有对乡试中的州县政府职责的论述。

[③] 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藏:《清代南部县衙档案》14-428-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下简称《南部档案》。

[④] 《南部档案》14-428-3,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

[⑤] 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9页。

[⑥] 《南部档案》13-936-6,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⑦] 《南部档案》13-936-7,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六日。

[⑧] 《南部档案》15-928-1,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档案内录有雍光尧亲供、甘结、印结,今略。

[⑨] 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⑩] 有关清代四川省宾兴的情况,可参阅周兴涛:《论助考之的宾兴——以清代四川为例》,《科举学论丛》2007年第二辑。

[⑪]《南部档案》15-998-3,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⑫] 《南部档案》15-264-27,光绪二十六年。

[⑬] 王东槐:《王文直公遗书》卷2,《丙午顺天乡试监试记》。

[⑭]《科场条例》卷二十九,《关防·入闱点名》。

[⑮]《南部档案》15-924-1,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⑯]《南部档案》15-924-2,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⑰]《南部档案》15-924-13,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⑱] 光绪《大清会典》卷26《礼部·祠祭清吏司》。

[⑲] 乾隆《大清会典》卷55《礼部·祠祭清吏司》。

[⑳]《清史稿》卷116《职官志》3。

[21]《南部档案》4-216-1,道光二十年六月五日。

[22] 《南部档案》5-201-5,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

[23]《南部档案》5-201-11,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24]《南部档案》6-533-2,同治三年五月八日。

[25] 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五,《礼部词祭清吏司·护日护月附》。

[26]《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三,《乡会试执事官员·直省乡试执事官员》。

[27] 《南部档案》16-351-4,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8]《南部档案》16-351-4,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9]《南部档案》16-351-6,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30]《南部档案》16-351-1,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31] 《南部档案》15-921-3,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3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六,《礼部·贡举·执事员役》。

[33]《南部档案》12-249-1,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4] 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经费初探》,见刘海峰《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社,2009年,第533-554页。

[35] 在关清代科举支出的研究,参见徐毅《光绪时期的地方政府与科举经费》,见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681-692页。

[36](清)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科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37] 《南部档案》9-983-2,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38]《南部档案》8-641-4,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9] 嘉庆四年,仁宗谕令:“从前额设养廉,原为大小官员办公日用之资。乃外省遇有一切差使及无着款项,往往议将通省官员养廉摊扣,以致用度未能宽裕。……着通谕各省督抚,凡遇该省应办公务,原有耗羡备公银两可动,不得仍前摊扣各官养廉”(《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即自嘉庆四年以后不准再摊扣廉银。然而,据《南部档案》10-480-5《为当堂兑收南部县申解己丑科油烛银两事》的库收显示,摊扣廉银的现象到光绪十五年时依然存在。

[40] 《南部档案》7-850-2,光绪五年七月九日。

[41]《南部档案》7-850-3,光绪五年七月十八日。

[42]《南部档案》7-850-5,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43]《清高宗实录》卷八十,乾隆三年十一月乙卯。

[44]《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户部》。

[45]《清仁宗实录》嘉庆七年己卯。

[46](清)周询:《芙蓉话旧录》卷三,《科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47] 光绪《长寿县志》卷之十,《艺文》。

[48] 《南部档案》13-939-1,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49]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