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区域文献整理与研究 >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 >

清末四川劝工局的设立与初期实践

日期:2014-11-13 12:08:51  来源:《西部区域文化研究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  浏览:

清末四川劝工局的设立与初期实践[①]

吴佩林  陈凯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危机日深,原有体制缺陷更加显露。为挽救变局,社会治理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名目繁多的局所之设立是其一个重要的表征。[②]1903年,即清末新政的第三年,商部设立,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潮流,四川劝工局也顺势而生,它以“教工养民”为宗旨,兴办了多种传习科目,一时之间,四川各地工商面貌得以一新,民间风气也得以大开。对劝工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新政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及局所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的演变,进而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清末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实际情形。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甚少。[③]有鉴于此,本文以时人奏折、《南部档案》、《巴县档案》为主要史料,就这一时期四川劝工局的设立、运作及早期成效作一初步研究,以引起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一、四川劝工局的创办原因

1903年,四川劝工总局设立,它是集培训、福利、劳教、就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厂,其创办是基于全国局势和四川具体情况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一)晚清政府振兴工商举措及全国兴办工艺潮流的推动

传统中国,重农抑商,至清末也不例外。但随着中外交涉日深,晚清政府意识到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甲午战争后,清廷颁发上谕,提出要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亟筹兴革。随后不少官员上奏请求发展工商实业以自强,与此同时民间“设厂自救”的社会舆论也日见强烈,再加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遂开始改变经济政策,提出“筹饷练兵为急务、恤商惠工为本源”的经济政策,重视发展工商实业。[④]1903年4月22日的一则上谕更表明清廷转变重农抑商观念的迫切性,原文谓:“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⑤]事实上,晚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工商的措施。具体如下表所示:

晚清政府振兴工商的措施一览表

序 号

年  份

措      施

1

189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上海开设中国通商银行;设商务局

2

1899

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

3

1903

设商部、颁布《商部章程》、《商人通例》9条、公布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公司律》,制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等

4

1904

商部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设注册局专司其事、奏定矿务章程、制定试办银行章程

5

1905

商部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商部设立高等实业学堂、设户部银行、派人出国考察、劝诱华侨归国投资

6

1906

商部颁布奖给商勋章程;商部改称农工商部;农工商部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奖赏章程及奖牌章程

7

1907

农工商部改定奖励公司章程;制定大清矿务章程;颁布《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奏定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九条

8

1908

厘订各银行则例,制定银行通行则例、殖业银行则例、储蓄银行则例

9

1909

武昌举行物品展览会

10

1910

江督端方举行南洋劝业会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 1895-1914年 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37页。(清)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

振兴工商、农业,挽救利权运动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各地工艺传习机构的相继设立。1901年江西南昌设立江西工艺院,1902年天津设立劝工局,1903年商部设立后计划在全国各省的通商口岸设立劝工局,以招徕工人并教他们用各种新式方法制造产品。清廷同意劝工局的一切章程按照天津劝工局章程办理,然后再向内地推广,并以此作为抵制洋货,挽会利权的办法。[⑥]一时间,中央及各省、府、州、县兴起了一股创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如:京师农工商部工艺局、山西省工艺局、北洋工艺局、福建工艺厂、广东工艺厂、陕西工艺厂、浙江工艺传习所、济南工艺传习所、甘肃劝工局、奉天工艺传习所、黑龙江工艺传习所、安徽全省工艺厂、吉林实习工厂、[⑦]江苏苏州工艺局;奉天奏设的八旗工艺厂、锦州八旗工艺分厂;伊犁奏设皮毛制革各公司;两江奏设实业学堂;湖南奏设工业学堂;广西奏设模范学堂、艺徒学堂、简易工艺教员讲习所等等先后设立。[⑧]四川劝工局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产物。

(二)解决流民问题、缓和社会危机之需

    自古以来,流民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家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历来作为国家盛衰的一个标尺。1840年鸦片战争后,“利源外溢,民生日蹙、失业日多”,[⑨]流民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仅以光绪十三为年为例,当时全国8000万劳动力人口中便有3000万人无地可耕,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过剩人口在6000万左右。之后中国的过剩人口仍以庞大的数量出现和存在,并且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⑩]如此之大基数的剩余人口,迫使一些人沦为流民,寻找不正当的职业以求生存,给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清末全国形势急剧恶化,四川也未能幸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四川被清政府定为“协济省”,以接济钱粮协助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将巨额的赔款相继分摊给四川。这些额外负担随粮征收,均转嫁到四川百姓的头上,民众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与此同时,四川人口呈增长态势,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乃至威胁到当地人口的“温饱”。[⑪]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流民数量的增多,部分流民成为盗匪,危害着社会治安。

面对上述现实,清廷认识到流民问题主要是由民生日蹙、失业日多造成,而“振兴工艺”是其有效的解决办法。创办工艺局不仅能为这些无所依归的人群提供自食其力的条件,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还能增加财政收入。就这样,自1904年起,“从京师到地方,工艺局(场)、罪犯习艺所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如1904—1910年直隶各属创办工艺局(场)87个,艺徒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⑫]

(三)川省生存发展之需及四川地方能臣的提倡

清末四川,时局艰难,物力凋敝,风气未开,工艺不精,利源外溢,生齿最广,生机日蹙,游民日繁。[⑬]据锡良所奏,当时成都“贫而乞丐者至众,省城每际冬令,裂肤露体者,十百载道,号呼哀怜者充瞿盈耳,偶遇风雪,死者枕藉,相沿有年,匪伊朝夕,南北各省皆所未见。”[⑭]省城尚且饿殍遍地,其它各地的惨状可想而知。又“蜀中生齿日繁,游民无食者众,穷无复之,其懦者转徙沟壑,其强者散之四方流为盗贼,不得不以竣法绳,其后重辟既罹哀矜何及,甚至五尺之童行乞于道者,比比皆是。”[⑮]这种游民日繁、饿殍遍地的现象在四川其它地区也很普遍。因此,解决生计、提倡工艺、创办工艺传习机构在当时成为全川生存发展之必须。

此外,清末新政时期,西学东渐,一些地方能臣耳闻目染,渐有革新意识,工艺传习机构也多在他们的倡导下设立,四川劝工局也不例外,如宋育仁、岑春煊、锡良、王人文、赵尔巽、周善培等人在任职期间,热心实业,锐意革新,提倡发展工艺,振兴实业,为创办劝工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四川,甲午战后,“财力不充,商情益困”,地方大臣认识到“推原厥故率由实业不兴,制造未能改良。”[⑯]当时任四川布政使司的冯煦和成绵道沈秉堃在推广工艺札中讲到“富强之基,必先教养;民生之本,首在勤劳。川省地廓人稠,民力日蔽,推原其故,大都习于游惰,不能自食其力,既乏恒产,又鲜执业,以致冻馁相乘,迫于无奈,作奸犯科,非其本心,若不设法劝导,则游民愈众,生计维艰,殊深悯恻……。”[⑰]之后,四川总督王人文也讲到“川省民穷财竭,亟应讲求工艺,以开利源。为政之本不外事端,顾风气初开,全赖各厅州县认真讲求,方期风行革偃,庶类日新。”[⑱]正是这些地方能臣看到了当时四川落后的原因,提倡兴办工艺,才直接成就了劝工局。

二、四川劝工局的设立

四川劝工局的设立分两个层面,首先是省城设立的通省劝工局,其次是各州县设立的地方劝工局。

四川总督岑春煊是四川通省劝工局设立的主导者。1902年,他令成都府知府沈秉堃尽快找到劝工局地址,其后沈秉堃将地址选在宝川局。[⑲]劝工局于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开建,次年正月初七日落成,占地十亩,房舍一百二十余间,统名“四川通省劝工局”。[⑳]

通省劝工局先于1903年正月试行开办迁善所、副厂,“饬令该府选派本地灵巧工匠数人赴东研究东洋可学之工艺,并于归途雇东南能以新法制造之工匠数人,及择购机器数种回川,其时始开工艺厂。”[21]1903年十月正式开办工艺正厂,之后陆续添修制造厂一所,体操厂一院,又添副厂三层,增修东厂房舍三十一间,圈入“謄录所”八十七间[22]。正厂之西又圈修揉皮厂、玻璃厂十余间,并在总府街典当售货所一院,复详请派员前赴日本雇来高手工匠,购买机器原料分科教授。[23]至此,通省劝工局正式设立。通省劝工局内分为四区,即工艺厂、副厂、迁善所、养病院,“而凡储货、发货、售货、列货之所,工棚、食堂、盥浴之所皆备,凡可容八百人。其为费六千九余百余两。平均学徒及迁善者更番之数,每四月一卒业,计数可教二千四百人。”[24]

四川通省劝工局设立后,各属纷纷仿效设立劝工局,数目达七十余所之多[25]。其中梁山、巴县、泸州、什邡县、彭县等地方劝工局,因所出成品在川省1906年举办的劝业会中获奖,还被《广益丛报》报道。[26]

四川劝工局在其设立、运转过程中,先后制订了《四川劝工局试办章程》、《四川劝工局章程》、《学徒卒业章程》。就其内容而言,《四川劝工局试办章程》对劝工局宗旨、各区规则等作了详尽规定,而《四川劝工局章程》则主要是针对劝工局内部之工艺厂作了相应规定。《四川劝工局章程》颁布后,除工艺厂外,其它各区仍照《四川劝工局试办章程》所作规定运转。这些章程、宗旨、规则明确了劝工局内各人、各区的权责等,[27]为劝工局得以正常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通省劝工局还是地方州县的劝工局,在章程、宗旨、规则方面保持了一致。

岑春煊在奏请设立劝工局之时,言设立劝工局的宗旨“实所以养民,实所以靖乱”。[28]其后的《四川劝工局章程》则更为具体,原文言:

工艺厂乃欲加精四川已有之工艺,扩充四川未有之工艺,则其宗旨宜纯于为工艺,即宜以注意高等之工艺为界限;副厂乃欲收无业穷民游民即以教寻常易学而能存活之工艺为界限;迁善所乃惟不肖之由起于饥寒,故于拘集虽犯小罪可望自新之人教之一艺,使其免于饥寒而迁于善,则其宗旨宜纯乎变化罪人之气质,而以兼求粗浅能存活之工艺为界限;三宗旨虽截然各别,然总归于教民养民,故教养二义可为溥通之宗旨。[29]

如上所述,工艺厂的宗旨是劝工,副厂的宗旨是教以养民,迁善所是教工以迁善,养病院则是疗养局内有病者。在工艺厂、副厂内部,招收青年,收纳贫穷游民习艺生产,使其学得一艺足以自养。迁善所内虽以罪犯为主,但是通过强制轻罪人犯学习粗浅工艺,却使其能够自存。养病院是局内员工疗养之所。劝工局所设四区,其各区的宗旨虽不一样,但其最终的落脚点与其所说“养民”、“靖乱”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归根结底还是为“教工养民”使民能够自养、自存,进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1903年沈秉堃在奉命设立通省劝工局的时候,便制订了《四川劝工局试办章程》,内容包括宗旨、升进规则、工艺厂规则、副厂规则、迁善所规则、病院规则、经费规则等。[30]试办章程规则较多,七章占了六章。升进规则主要包含迁善所升入副厂规则和副厂升入工艺厂规则。工艺厂规则、副厂规则、迁善所规则这三种规则,分类较多,各区规则名称也不尽相同。工艺厂规则有十六类,包括招请教师规则、考取来学规则、分职规则、权责规则、卒业规则、奖罚规则、工棚规则、寝室规则等。副厂规分为二十类,大致同工艺厂规则相同。迁善所规则分为十三类,如分职规则、收入罪人规则、训导规则、罪满开释即升进规则、成绩规则等。[31]病院规则总共十三条,对病院医患对象、病房、医士人数看病程序等作了规定。经费规则对工艺厂、副厂、迁善所、养病院内各人支发薪水作了详细规定。之后的《四川劝工局章程》主要由权责、售货所规则、规则三部分组成。《劝工局章程》中将售货所规则单独列出,其它规则共十八则,包括:来学规则、奖罚规则、工棚规则、寝室规则、食堂规则、储货所规则、发货所规则、成绩规则、学徒休息规则、滋事违反规则、观厂规则、东厂规则、集思堂会议规则、水勇队规则、医院规则、学堂规则、迁善所规则、收入罪人规则。《学徒卒业章程》主要由宗旨、责任、权责、奖惩四部分组成。[32]《四川劝工局试办章程》、《四川劝工局章程》、《学徒卒业章程》这些章程规则的先后制定为劝工局的顺利运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三、四川劝工局的内部运转与前期成效

作为官办的工艺传习机构,四川劝工局最初是通过加精四川已有的工艺,扩充四川未有的工艺来达到教民、养民的目的。劝工局设立后,在人事、生产、经费收支方面形成了其内部运作机制,在这个机制之内,劝工局得以合理的运作。

(一)人事安排与传习科目的设置

通省劝工局设立之初,由成绵道充之总办,后改委候补道员充总办。下设提调、文案、会计、庶务等职。通省劝工局内部各个区的人事设置名称、人数设置多有不同,其与地方劝工局的人事设置相比,从数量和名目来看亦存有差异。具体如下表所示:

通省劝工局

南部县劝工局

工艺厂

总办1人,坐办兼行法官1人,文牍官1人,支发采办官2人,监厂官2人,督工官2人,监厨监食官1人,稽出入官1人,右官职,支发处司事1人,储货所司事1人,发货所司事1人,列货所司事1人,厨房食堂司事1人,右司事,打扫夫水夫,厨役,杂役,右役。

 

 

 

总理1人,监督2人,稽查1人,支发1人,司事1人,司阍亚执更1人,伙房并买办1人,杂役1人。

副厂

设监厂官1人,督工官1人,右官职、监厨司事1人,领货发货司事1人,右司事、厨艺、水夫,右杂役等。

迁善所

监所官1人,督工官1人,右官厨房司事1人,右司事,水夫厨役则使罪人自充之,右杂役。

养病院

养病院内设立司事1人,医士2人。

备注

工艺厂内打扫夫以迁善所人更番当之,副厂统于劝工局总办,提调别设,迁善所统于总办,提调别设。劝工局内还设有水勇队,以局内学徒和犯人充之。

南部县的人事设置中其监督2人,汛捕两厅任之,稽查汛厅兼任,支发捕厅兼任,局内负责人总计只有6人而已。

资料出处:《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上接第二十五号)》,《经济丛编》1903年第26期,第40-48页;《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上接第二十六号)》,《经济丛编》1903年第27期,第49-55页。《南部档案》17-77-1-D0820,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根据上表,我们不难看出,通省劝工局不仅人数多于南部县劝工局,且比南部县劝工局要全面、具体。整体而言,无论是通省劝工总局还是地方劝工局,其人事安排都比较周全。

通省劝工局设立后,主要是通过聘用洋匠,设立传习科目,购买机器来生产成品。1904年锡良令通省劝工总局延聘日本工匠入川教习,共聘8人。每人领学徒30名,各传其艺,期年卒业。[33]同年,于通省劝工总局内安设织毛巾机器四十张,并在外洋购回缫丝织缎机器,添建楼房,为广招工匠,并备标本室以分良窳,设列货所以示流通。[34]与此同时,还通过派人赴洋学习工艺,雇请东南工匠,派遣工人到江西学习烧瓷技术,向福建派出漆工,在局内先后设立了刺绣、染织、陶瓷、卤漆、竹丝、丝棉、麻织等30余个生产项目。[35]

在所设科目、所出成品方面,通省劝工局与地方劝工局存有差异。在巴县劝工局,所设的传习科目主要有铜器、宁绸、卤漆、洋椅、木批、车器、机器面、搽漆、机器洋布、信笺等20余科目。此外在巴县劝工局内,相对各科目的设置还建有相应的产品生产庄,比如宁绸庄、葛巾庄、靴鞋庄、洋布庄等。[36]值得一提的是,与四川劝工局同名的甘肃劝工局,于1906年五月在兰州开办,主要利用本地原料进行玻璃、绸缎、织布栽绒、制革、皮革制品、卤漆、木器、铜器、铁器制造。其中较大的有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等,其工匠也多雇自四川。[37]甘肃劝工局无论从其设立科目,还是产品种类来讲,都远少于四川通省劝工局。整体而言,通省劝工局和地方劝工局所设的传习科目都是以川省本就占有优势的工艺及资源为基础而设立的。

诸多传习科目和生产庄设立后,劝工局内各科目正常生产,正常运作,出产了多种成品。劝工局内成品除了就局销售外,还运赴省外、省内赛会等处销售、展览。劝工局内产销机制的形成,使得劝工局的生产得以正常进行,也促进了四川工商业的发展。

(二)经费收支

   据《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仅劝工总局内人事开支不仅门类较多,且总数额也较大。详见下表:

通省劝工总局内部各区人事开支表

工艺厂

月薪(两)

副厂

月薪(两)

迁善所

月薪(两)

养病院

月薪(两)

总办

100

监厂官

16

监所官

16

医师

10

提调

50

督工官

16

督工官

16

司事

4

文牍官

16

司事

6

司事

6

病者

未定

支发采办

16

教师

未定

杂役

2两2钱

杂役

未定

监厂官

16

学徒

2两多

教师

未定

 

 

督工官

16

杂役

2两2钱

迁善人

2两6钱

 

 

监厨官

16

 

 

 

 

 

 

稽出入官

8

 

 

 

 

 

 

司事

6

 

 

 

 

 

 

教师

未定

 

 

 

 

 

 

学徒

2

 

 

 

 

 

 

杂役

2两2钱

 

 

 

 

 

 

资料出处:《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上接第二十六号)》,《经济丛编》1903年第27期, 49-55页。

若按上表所述,通省劝工局内部每月的开支约为352两左右,地方劝工局内部开支如何呢?据《巴县档案》,巴县劝工局内部开支名目较多,如总办、提调、帮办夫马银,各司事、各庄教习、各科教习、医士、画士、帐房、四字兼书记(文案)薪水银,工房办公、号房办公卒钱,上街杂役、局内打杂、打扫夫、剃头工钱、局内学徒奖钱、伙夫工钱、赛会铺面钱、脚力钱、过节奖学徒钱、送礼银、女工银、订阅《四川官报》邮费钱等。仅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巴县劝工局内部各项开支便有近600两之多。[38]

劝工局内如此之多开销,其经费来源是何名目,数目如何?详见下表[39]

巴县、南部县劝工局主要经费来源表

巴县劝工局

南部县劝工局

光绪三十三年

二、三月

渝城猪牛羊肉厘

五百七十七千三百四十文

 

宣统二年冬季

九七钱二百十六千四百七十二文

肉厘

一百九十四两九钱

渝城烟捐

三百三十四两零五钱五分六厘

四、五月

渝城猪牛羊肉厘

四百四十三千六百四十九文

宣统三年春季

九七钱一百五十千文

六月

渝城猪牛羊肉厘

二百三十六千三百四十八文

宣统二年夏季

九七钱一百九十二千六百零四文

四、五、六月

三里添助肉厘

四百一十五两一钱二分四厘四毛零六忽

宣统三年秋季

九七钱一百一十六千三百八十九文

七、八、九月

渝城猪牛羊肉厘

九百六十七千五百七十一文

南部县劝工局主要是新政肉厘

三里肉厘

七百四十七两二钱一分八厘零五丝零八微一尘二缄

资料出处:四川大学藏:《巴县档案抄件》“光财二”之劝工局2-1,劝工局2-2,劝工局3。《南部档案》21-747-1-D165,宣统二年二月;《南部档案》21-747-1-D166,宣统三年五月;《南部档案》21-747-1-D167,宣统二年四月;《南部档案》21-747-1-D168,宣统三年七月。

根据巴县、南部县劝工局主要经费来源表可知,劝工局的主要经费来源是肉厘、烟捐,且数目较大,名目也较多。此外,据《巴县档案》记载,巴县劝工局内还有:督宪衙署拨款、裁撤绿营三成经费做常规开销银、前月存票银、售货所售货银、分局售货票银、铺房佃租钱、学徒出外做工钱、罚款、赔费、捐款、红息银、各庄货品银、各庄售货银、局士自捐薪水银等经费来源。[40]劝工局内各种开销及其来源,形成了其经费收支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劝工局的正常运作得到了经费保障。

(三)前期成效

通省劝工局设立之后,所出成品日渐增多,“合计制成各物,正厂十七品,副厂十九品,迁善所十二品”[41],且销售顺畅,成效显著。当时通省劝工局规模完备,其可以行销者,以毛巾为大宗,此外如竹帘、漆器、雕刻器具、吕宋烟纸、卷烟、麻布、棉花布、东洋绉布之类,均已仿造有成。[42]此外,通省劝工局附设的幼孩工厂,还制造生产出了长短甬皮靴、兵式操鞋、朝元皮鞋、各样布靴、兵式皮带、棉纱大布、宽窄棉鞋、金刚石牙粉、精制白墨五色均有、卫生兰香烟、五色火金漆、新制天然墨、界画代纸板、百寿蜡等产品。[43]1904年四川劝工局便解送绣花披垫、竹篁朝珠盒、图章盒、文具架等19件成品到北洋天津考工局,这些成品标均有明确的价格,以备销售。[44]作为清末四川所设70余所劝工局中较为出名的巴县劝工局,其所出成品主要有各式香水,各色花布、各式木器、各式铜器、各式藤器、各色花线毯、捲烟机器、旅行轿灯、印花麻床、双纱洋布、新式毛巾、描金脱胎花瓶、描金挂屏、新式绒画、描金文具盒、擂棉花机器、铁架椅床、本局制造葡萄酒、景泰蓝瓷、玻砖、紫罗兰酒、白玫瑰酒、甘蔗酒、升降壶、葫芦铜水枪、红绿蓝黄四色染料、景泰磁挂屏等。[45]无论是通省劝工局及其附设的工厂还是地方劝工局,其所出成品可谓是门类繁多,种类齐全。

四川劝工局齐全的成品种类,优良的工艺,这不但使四川原有的优势资源得到开发,技艺得以推动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川省的物产,使川省成品和技艺走出川省,走向各地。1905年,陕西省派人考察四川劝工局,并拟招雇卒业学徒赴陕西教习。当时“川省既多出品,亟应运往,以资考究。查汉中为适中之地,现已酌选成品,派人于本月廿四日运往该处出售,如能畅销,再行推广,但局制之品货精本重,陆程运费,尤属不轻,除移请本省及陕西省厘金总局转饬经过各官局验封免征厘税。”[46]此外,云南为振兴实业,还专门派员到川,选雇局中卒业之徒前往充当教习。[47]1908年,驻藏大臣联咨护督部堂,派送番民20余人到四川劝工局学习各项工艺,以求毕业归藏之后,辗转传习推广,振兴西藏工艺。[48]

1906年,四川省城举办了我国第一次商品博览会。[49]地方劝工局中,有6局的产品受到奖用劝百工红湖绉彩的奖赏,分别是梁山县劝工局的虾须画屏、虾须对联,巴县劝工局的六方哔机、包壶紫色、紫色密愁、藤椅,泸州劝工局的十锦寰花布、三蓝浣花布,什邡县劝工局的湖绉,彭县劝工局的南竹卤漆菜盒,忠州劝工局的虾须画屏、素虾帘细、白米粉。有11局的产品受到奖花红的奖赏,它们分别是安岳县劝工局的漂白绉布,绵竹县的劝工局斗木诸陈盘,成都劝工局的洋头绳、签押棹毯,江津县劝工局的漂白斜文布,华阳县劝工局的五彩绸线、签押案面,资阳劝工局的葛布、澡帕、毛葛巾,眉州劝工局的苏布、半绵花绉,新津县劝工局的白布,简州劝工局的花宽布,金堂县劝工局的柳条花布,宜宾县劝工局的刁草琢席等产品受到奖花红的奖赏。[50]此外,四川劝工局所取得的成效也得到了地方大臣的肯定,《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劝工局成效昭著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折》中便讲到:

四川省劝工局自光绪二十九年前署督臣曾春煊奏请设立,升任成都府沈秉堃创始,署劝业道周培善继之,至今延懋九载,先后招收工艺徒二千余人,教授改良工艺三十余科,艺徒毕业尤者为滇黔陕甘聘用,及推办六十余州县之劝工局充教师,次者亦皆出局营业执业自存。所制物品三次解送农工商部均蒙嘉许,去年南洋劝也会该局分厂所指之皮器具由审查总长给予头等奖,其余制造品物得超等奖者三,得优等各奖者三十有三,结其成绩璨然可观。且以四川边缘之区,工艺素少,讲求财力,復极支绌,苟非局中员司认真办理不特安常习,故无进步之可期,计此二千余名操业自存之徒亦将以不教之故专人沟壑流为盗匪,是该局设立以来,既直接而促进工业亦间接而裨益治安,利赖所及洵非浅鲜。[51]

四川劝工局设立后,设置工艺科目,招收学徒,传授、改良工艺,生产多种成品。劝工局所产各种成品被运往各地销售,还运往省外参加赛会,并接受外省学徒前来学习。从某种程度讲,其所达到的成效事实上已超越了其“养民、靖乱”的目的。四川劝工局招徕流民传其工艺,使其能够自养,强制轻罪人犯学习粗浅工艺,使其能够自存,并给学徒相应奖赏和工钱,学徒卒业后,留在局内充当教习或出局自行发展,这便使得劝工局带有了培训、福利、劳教、就业的性质。在通省劝工局,每年招徕学徒、改造罪犯人数不下2400人,若将通省劝工局与70余所地方劝工局所招流民、所改造罪犯及学徒毕业再相传习工艺人数一并计算,其将流民变为自存之人、罪犯变为自养之人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

四、结  语

四川劝工局是清末新政振兴工商、抵制洋货、挽回利权运动的产物,是官办的集培训、福利、劳教、就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厂。四川通省劝工总局与州县劝工局均立有明确的宗旨、规章,设立了诸多传习科目进行成品生产、工艺传习,期间虽出现内部人员削减,货品滞销、折价销售,经费困绌等问题,[52]但整体而言,前期成效是明显的,川省工艺大兴,产品和工艺走出了四川,加深了四川这个深居长江上游内陆省份与川外的交流。事实证明有助于稳定四川社会,也促进了四川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劝工局传习工艺将流民变为自存之人、将罪犯变为自养之人,对于缓解清末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缓和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也具有积极作用。

(西华师范大学 教授 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11&ZD093)。

[②]常见的善后总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火器局、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盐局、牙厘局、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商务局、农工商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收养幼孩公局、普济堂、戒烟局、农工商局、济用局、借贷局、督学局、栖流所、缫丝局、麻纺局、洗心局、迁善局、肉厘局、三费局、育婴局、劝工局、组织公局、工艺局、劝学所、迁善所、习艺所、夫马局等。

[③]相关研究可见吴秀梅:《岑春煊与清末新政》,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2006年四川大学硕士论文;席平安:《锡良与二十世纪初年的四川》,《成都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王雪梅:《清末四川劝业活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④](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二十九,上海: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清宣统元年。

[⑤](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一百七十九,上海: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清宣统元年。

[⑥]《近来大事记:立劝工局》,《北直农话报》1905年第3期, 第24-25页。

[⑦]丁海斌:《清代“官科技”群体的养成与结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版,第78页。刘锦藻(清):《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八,“实业考一”,民国景十通本。

[⑧]《农工商部奏覆陈各省现办农林工艺情形折》,《四川官报》1910年第24期,“奏议”,第27-30页。

[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版,第505页。

[⑩]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⑪] 李世平、程贤敏主编《近代四川人口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第74页。

[⑫]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⑬]《劝工局通饬兴办工艺札》,《四川官报》1904年第1期,“公牍”,第14页。

[⑭]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上第三所:《锡良遗稿》,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6页。

[⑮]《督宪饬臬司警察劝工两局将警察局节存原支灯油经费扩充劝工局外厂并筹办罪犯习艺所札》,《四川官报》1905年第3期,“公牍”,第19页。

[⑯]参见《南部档案》17-74-1-D0802,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⑰]《通省劝工局按察司冯、成绵道沈饬推广工艺札》,《四川官报》1904年第10期,“公牍”,第23-24页。

[⑱]《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劝工局成效昭著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折》,《政治官报》1911年第47册,第467页。

[⑲]当时的布政使司冯煦在奏请将宝川局改作推广劝工局一文中讲到四利:广厦一区经营匪易,今一转移间宏规立起,且以废局化作新厂,余地宽广,随时扩充,利一;简择少壮练习工艺老羸之人,俾供杂役,局虽停而人有所归,利二;与劝工局壤地相接,艺师入学及学成者挑选数人就近指授,既省招募之烦,且获比较之利益,利三;蜀藩生齿游手本多,饥民食粥群集郊外,春初撤下嗷嗷何依,添设新厂留为退步,有愿习艺者,随时可入,利四。(《署布政使司冯请将宝川局该做推广劝工局详文》,《四川官报》1904年第13期,“公牍”,第19-21页)。

[⑳]《四川岑制军奏设成都劝工局折》,《蜀报》1903年第1期,“艺术”,第23-24页。

[21]《四川岑制军奏设成都劝工局折》,《蜀报》1903年第1期,“艺术”,第23-24页。

[22] 迁善所原名謄录所,1904年奏请改名为迁善所。(《劝工局请将謄录所改设迁善所等详文》,《四川官报》1904年第10期,“公牍”,第31-32页。)

[23]《劝工局请加拨经费详文》,《四川官报》1905年第5期,“公牍”,第19-22页。

[24]《四川岑制军奏设成都劝工局折》,《蜀报》1903年第1期,“艺术”,第23-24页。

[25](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八实业考一,民国景十通本。

[26]《四川:授奖各州县劝工局》,《广益丛报》1906年第103期,“纪闻”,第11页。

[27] 劝工局章程中对:总办、提调、支发采办、监厂官、稽查官、标本室委员、支发兼发货司事、储货所司事等人的权责做了明确规定。(《四川劝工局章程》,《四川官报》1905年第11期,“专件”,第 54-80页。)

[28]《四川岑制军奏设成都劝工局折》,《蜀报》1903年第1期,“艺术”,第23-24页。

[29]《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上接第二十五号)》,《经济丛编》1903年第26期,第40-48页。

[30]学徒卒业章程中主要规定了学徒来学宗旨、学徒的责任、权责,及对学徒的奖罚。(《四川劝工局章程》,《四川官报》1905年第11期,“专件”,第54-80页。)

[31]《岑制军创立劝工局奏(上接第二十六号)》,《经济丛编》1903年第27期,第49-55页。

[32]《四川劝工局章程》,《四川官报》,1905年第11期, “专件”,第54-80页。

[33] 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34] 《劝工局通饬兴办工艺札》,《四川官报》1904年第1期,“公牍”,第14-15页。

[35] 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7页。

[36]《巴县档案》6-32-3812,光绪三十三年。

[37]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肃省志 第一卷 概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38]《巴县档案》6-32-3812,光绪三十三年。

[39] 限于资料限制,通省劝工局的主要经费来源尚不能讨论。

[40]《巴县档案》6-32-3812,光绪三十三年。《巴县档案》6-32-3811,光绪三十四年。《巴县档案》6-54-958宣统元年。《巴县档案》6-54-0959,宣统二年。

[41]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页。

[42]《劝工局通饬兴办工艺札》,《四川官报》1904年第1期,“公牍”,第14-15页。

[43]《工厂成绩:劝工局附设之幼孩工厂》,《四川官报》1907年第12期,“新闻”,第51-52页。

[44]此次解送成品,除通省劝工局所产成品外,还有部分成品来自地方劝工局,详见《督宪咨明北洋解送川省劝工局成品文》,《四川官报》1904年第21期,“公牍”,第15-16页。

[45]《巴县档案》6-54-1328,宣统年。《巴县档案》6-54-0131,宣统二年二月初六日。《巴县档案》6-54—1318,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巴县档案》6-54—1323,宣统三年七月廿日。

[46]《劝工局详派人至陕西汉中府分设售货所文》,《四川官报》1905年第10期,“公牍”,第18页。

[47]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1页。

[48]《驻藏大臣联咨护督部堂派送番民入劝工局学习工艺文》,《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2期,“公牍”,第4-5页。

[49]1906年青羊宫劝工会虽是四川一省所举办,但为时却早。之后比较闻名的天津劝工会、南洋劝业会则分别于1907年、1910年举办。故称四川劝工会为中国第一次商品博览会。参见谢成:《南洋劝业会研究》北京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中国天津通鉴.上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上),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50]《四川:授奖各州县劝工局》,《广益丛报》1906年第103期,第11页。

[51]《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劝工局成效昭著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折》,(《政治官报》第47册,宣统三年六月,第463、464页。

[52]《巴县档案》6-54-1298,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巴县档案》6-54-1324,宣统元年六月。《督宪批隆昌县陈劝工局经费支绌量加裁减不致废弛禀:併原禀》,《四川官报》1909年第11期,“公牍”,第47-50页。